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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儿只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对方是想做官，这简直易如反掌。他当即拍着肚子就答应下来。方国珍就派了一艘小船把他飞一般地送回了杭州城。
杭州政府两个时辰前听到朵儿只班的部队灰飞烟灭，正在面面相觑、惨无人色时，突然朵儿只班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又听说了可以不用流血就能摆平方国珍，高兴得一跳三丈高。他们派人昼夜兼程，把报告递交大都，然后乐滋滋地等着大都的奖赏。
大都里的蒙古王公大臣们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几个刚从草场套马回来的蒙古将军们拍着桌子大叫：“奇耻大辱啊，打不过人家，就招安人家，这事居然发生在我们蒙古帝国，使我们背负这种耻辱的居然还是我们蒙古人！”
有人立即跟着起哄说：“应该把那个民族败类朵儿只班就地正法！”
军事委员会（枢密院）的一位参谋慢吞吞地站起来，扫了一遍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朵儿只班的剿匪部队是陆军，那个叫方国珍的是海军，两人就不在一个食物链上。你现在非让一个动物到另一个动物的食物链上去，那和把老虎送到海里，让它和鲨鱼打架有什么区别？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咆哮。应该在江浙征集能在水里打架的人，让他们和方国珍在一个食物链上，这样才能干掉方国珍。”
套马的汉子们一听说去水里打架，马上就软了下来，说：“大海是我们所畏惧的啊，方国珍既然要个官职，那给他就是了。大元王朝除了草外，就是官职最多。”
那名参谋居然冷笑起来，再一次扫了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方国珍干掉了我们三万人，又活捉了我们的大将军，实力如此雄厚，却想被招安，显然不是真降，我们如果给他官职，恰好是让他养精蓄锐，中了他的圈套。况且，我们现在必须干掉方国珍，以警示那些想要革命的人。”
但是，永远别让驴听懂真理，浪费了你的时间不算，驴还特别不高兴。驴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给方国珍一个官职算了，谁都不容易。
由于方国珍是多年以来南中国闹革命声势最大的一人，所以大都方面极为重视，不过听说方国珍只是要个官做，马上放松下来，并且迅速通知江浙方面，方国珍要什么官职，都给他。看他那智商，估计也要不到什么好官，马上答应他。
刘伯温当时对中央政府这一举措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因为他被辞退了。被辞的原因很可笑，他认为江浙行省的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大为失职。失职这种事当时已是官员的家常便饭。很多人把这当成是官员的基本素质之一，如果不是刘伯温提起，这些官员险些忘了，他们还有职责在身。御史们在吃惊之余，认为刘伯温破坏了官场的和谐气氛，暗示有关部门，让刘伯温滚蛋。
1349年，刘伯温被辞职，在杭州待业。而方国珍这位靠杀人放火起家的革命者正在台州享受他的元政府公务员待遇。
方国珍的革命对后来的职业革命者诸如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人往往不能取得胜利果实，倒霉的还提前送命。秦末的陈胜、西汉末的黄巾军、隋末的李密、唐末的黄巢，这些人给后来者做榜样的同时也做了炮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早起的鸟儿有时候会被枪打。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正是给革命者最神圣而真诚的忠告。
刘伯温对革命者没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满腔的憎恶。而且他也断定，方国珍投降只是缓兵之计。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养了一年的红光满面的方国珍突然发动二次革命，攻击温州城，攻击未遂后，又跑进了茫茫大海。据后来官方报告指出，方国珍之所以发动二次革命，仅仅是因为当官后总受到元朝正式公务员的敲诈勒索与鄙视。我们从《水浒传》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方国珍这样半路出家的公务员虽然官职不错，待遇也不错，但在同僚眼中，他们永远都是贼，而且不能转正。因为他们是贼，所以在正式公务员的印象中，他们应该都很有钱。方国珍逼着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诈别人，想不到被别人敲诈，心头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方国珍这种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注定只能当贼。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方国珍又乘船出海当起了革命家。两年的时间，方国珍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当他对温州发动决定性总攻时，人数已数万。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罗帖木儿担任剿匪司令，去征讨方国珍。孛罗帖木儿也是个旱鸭子，所以征集有海上作战经验的能人异士随军。
刘伯温当时想应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则诚拦住了。高则诚的理由是：“论参谋，特别是在水里的参谋，我比你强。所以，我去，你准备好酒菜，我凯旋后，咱们喝点。”
刘伯温大吃一惊，因为高则诚只是读过几本兵书，而且，高则诚是去当参谋，刘伯温从来没听说过，参谋还有水陆之分。刘伯温大吃一惊的理由还有，高则诚向来对革命抱以同情态度，现在却要去打击革命，这是知行不一啊。
高则诚的解释是：“任何人谈革命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你打扰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刘伯温对这位好友短时间内的变化感到吃惊，不过他心里还是佩服高则诚的勇气，于是，写了《从军诗五首》为高则诚壮行，预祝他凯旋，当然更预祝的是，政府军能彻底剿灭方国珍，凯旋。
但刘伯温大失所望，1351年阴历六月，孛罗帖木儿和方国珍在松门附近的大闾洋短兵相接，结果，孛罗帖木儿的部队还未展开队形便不战而溃，孛罗帖木儿本人被活捉。高则诚在当时早已不知去向，据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拿出了无数战略，可孛罗帖木儿那个糨糊脑袋就是不听。
孛罗帖木儿被活捉后，方国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艰辛，并且说，政府只要给他个比从前大一点的官职做，他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孛罗帖木儿被方国珍那副疾来的眼泪感动，同意方国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后，连夜写了方国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愿，大都方面很快就给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给他官职，大一点的。
如果说，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国珍较量，是因为不熟悉海上战争而失败，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却失败在陆地上，而且是不战而溃，这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这正是刘伯温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样，他没有怀疑到这是政治腐败的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完全出在军队和地方官身上。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肠百结，一股“朽木不可雕”的愤慨从肺部向上走，在喉咙里驻足，刘伯温想破口大骂，但忍住了，所以，这股怒气再向上走，到了鼻子，刘伯温就冷哼，到了眼睛，刘伯温就两眼通红，最后到了脑子里，他提起笔来，写下来妇孺皆知的小品文《卖柑者言》。这是一篇痛批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武将如银样镴枪头一样，只是“金玉其外”而已。
我们有必要欣赏这篇文章，但由于它是杂文，而不是散文，所以，我们只需要欣赏它的白话翻译就可以了：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擅长贮藏柑橘，经过冬夏也不腐烂，拿出它们的时候还是光彩鲜明的样子，玉石一样的质地，金灿灿的颜色。放到市场上（卖），价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们争相购买柑橘。
我买了一个，切开它，像有股烟直扑口鼻，看它的里面，干得像破烂的棉絮。我对此感到奇怪，问他说：“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要用来装满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灵、招待宾客的吗？还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这种欺骗的事，实在太过分了！”
卖柑橘的人笑着说：“我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这个用来养活自己。我卖它，别人买它，不曾有人说过什么的，却唯独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吗？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你没有好好地思考。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能拥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像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无论到哪里，又有谁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内里破败得像破絮呢？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没有话用来回答。回来思考这卖柑人的话，（觉得他）是像东方朔那样诙谐多讽、机智善辩的人。难道他是对世间邪恶现象激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来讽刺吗？
刘伯温说：“这篇文章，我真用了心，动了气，所以写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动气的事呢！
《吊泰不华元帅赋》
1352年，在杭州郁郁寡欢了一年后，有人又把他从角落里拎了出来推进官场。江浙行省重新想起刘伯温，是因为他在江浙多年来已声名鹊起。这并不是他创造了盘古一样的功绩，而是他的文章与诗歌为他争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气。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伯温当初在担任儒学副提举时，杭州福严寺院经多位住持的不懈努力而修缮扩建完毕，寺院住持想要立碑纪念这件事，第一个想到有资格写这碑文的就是刘伯温。但他和刘伯温素无交往，于是就随便找人假托刘伯温之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寺院住持眼皮子底下后，寺院住持叫苦不迭，因为文章实在太一般，但我佛向来以慈悲为怀，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依旧用了。有一天，刘伯温的一位朋友到寺院游览，看到碑文，当即断定这不是刘伯温的手笔。寺院住持就道出实情，同时委托这位游客，能否要刘伯温作一篇碑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此事未成。但足以说明了刘伯温在杭州文坛上的知名度。
当然，他在官场上的屡进屡退也为他在江浙读书人阶层争取到了难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个伟大人物在政治上时进时退，无论是被逼无奈还是有意为之，实是家常便饭。聪明的权术人物把隐退当作是一种智慧，因为常识告诉他们，要想成为群众的偶像，再也没有什么比转入地下更为有效了。因为短暂的消失，会使他的形象更为传奇化。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灿烂的云朵与光荣的光环里；当他从中浮现出来时，根本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形成一种氛围，让民众对其增加千万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和官场，刘伯温的光环与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炙热的智慧火焰，燃烧成诗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万人传唱。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浙东战区司令参谋（浙东元帅府都事），到台州、温州一带防御第三次革命的方国珍。
方国珍为什么又搞第三次革命？事情需从黄河说起。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但却是位歇斯底里的母亲。“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这位母亲大人的性格特征。从周定王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