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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事情，一切如故。
1359年最后一个月，隆平城中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年，张士诚的心情被即将到来的新年的气味熏得好了起来。他在心里默默祈祷朱元璋不要扫了他这久违的好心情，但朱元璋让他极度失望。一个冬雨绵绵的凌晨，张士诚被人叫醒，报告了他一个不好的消息：朱元璋正在猛攻杭州城。
张士诚大叫一声，破口大骂：“朱秃子不过年吗？让别人过个好年，有这么难吗？”
他不了解朱元璋，朱元璋对地盘比对亲爹都亲，更不会顾及每年都有的春节了。他对杭州城的进攻是把张士诚往绝路上逼。经过一年多对张士诚的蚕食鲸吞，张士诚能拿得出手的城池只有隆平和杭州。杭州一下，他只剩了弹丸之地，那种坐困孤城的凄凉感受，张士诚在高邮时就经历过。
张士诚不想让这种滋味借尸还魂，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元政府寻求支援。元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让张士诚先等等。张士诚等不了，要派出援军，又担心朱元璋在半路等着他。所以，张士诚只好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件事：祈祷杭州城能挺住。
他的祈祷并非是走投无路时的呓语，杭州城的确有这个本钱。杭州城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在南中国射出夺目的光芒，南宋时代一度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风景优美，繁华璀璨，马可·波罗称它人间的天堂。不过，杭州城也曾遭过灭顶之灾。1341年阴历四月，杭州大火，自东南延至西北，近三十里官民闾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15755间，10797户38116人受灾，烧死74人。第二年，杭城还未完全复原，又起大火，共烧毁民舍四万余间，火灾之甚前所未有，数百年浩繁之地，几乎成了垃圾堆。
1352年，天完兵团攻陷杭州，但在元政府军疯狂的反攻下退出。徐寿辉走之前，又给它加了一把火。元政府用了七年时间，使它恢复了精力。1359年，张士诚捡了个便宜，攻陷了它。我们都知道，张士诚喜欢对城池动手脚，得到杭州后，张士诚征民夫二十万沿城开挖护城河，自今天的五林港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约67米，遂成一条深不可测的大河。后来又让这二十万人昼夜赶工，加固城墙防御，使杭州城终于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城。
1359年春节前夕，朱元璋命徐达进攻杭州城，出军前，他叮嘱徐达：“张士诚对隆平、杭州二城最为在意，所以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你要尽全力，如果全力进攻都无法攻下，就撤退。”
徐达最近一段时间对进攻张士诚的城池很有兴趣，这缘于他那不断取得的胜利。所以，他认为杭州城是小菜一碟，甚至还有点小遗憾，因为攻陷杭州城后，张士诚像样的城市只有隆平了。
我们看到，自朱元璋占据应天后，“徐达”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奇高，各个战场上都有他活跃的身影。这自然很好理解，优秀的人才，总会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徐达是朱元璋后来开国功臣群体中最出色的一个，文武全才。他是朱元璋的老乡，也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个人可谓是光屁股长大的好朋友，朱元璋把羊尾巴塞到石缝里那次，就有他。朱元璋后来投靠郭子仪军，回老家招兵，徐达第一个报了名。世间有一种人，未经任何职业训练，却能在某一领域内施展横溢的才华。徐达从未经过军事家的特殊训练，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是看着朱元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因为就是他，在军营中帮助朱元璋谋划，在战场上帮助朱元璋击败各种各样的对手，最终，在把朱元璋抬上一方霸主的椅子上后，他也水涨船高地成为朱元璋兵团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徐达打仗，智勇兼备，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快速地作出正确判断，从而被当时的战友和敌人誉为货真价实的常胜将军。
在和张士诚开战后，徐达就一直冲在最前沿，每次都能旗开得胜。这让他身心愉悦，乐不可支。攻击张士诚的城池让他认为这是世间最妙不可言的事情之一。
所以在推进到杭州城外围，面对那条勉强能望到边的护城河时，徐达没有任何压力，他命令铺架渡河战具，对杭州城的进攻就在徐达成竹在胸的心理作用下开始了。
徐达原本不是个骄傲的人，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兵，他最清楚在战场上看轻敌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攻杭州城的漫不经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势在必得。攻杭州前，他就得到可靠情报说，杭州城里虽然富得流油，可杭州人奢侈无度，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存粮。按他的预测，杭州城里的粮食只能支撑一个月。他即使围而不打，一月后，那些养尊处优的市民也会因吃不到美食而大开城门，迎接王师。
那条看上去特别唬人的护城河，很快就被徐达兵团轻易渡过，不过他们渡过护城河后就注定了要在这座城下徒劳无功，直到撤退。
徐达军团的攻势极为凌厉，杭州城如果不是被张士诚翻修过，肯定没有防御的资本。杭州城里的守军英勇抵抗，因为他们义愤填膺。不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春节是小事，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朱元璋太嚣张了，一年以来，朱元璋像蝗虫一样永不满足地蚕食他们。他们要让朱元璋兵团在杭州城汲取一个教训，要让朱元璋终生难忘。
官兵们众志成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的才可以下去歇息半个时辰，如果手还能拉开弓，脚还能踢到敌人爬上来的脸，就必须再上城墙。
这种顽强死守的精神触动了徐达，也让他极为难堪。一个月后，春节过去了，杭州城依然屹立，还姓张。不过也正如徐达所料，杭州城里已经闹起了饥荒。这种饥荒只是纯粹针对杭州市民而言，他们的美食早已吃完，糟糠的价格一日千里地飙升，最后比米要贵出十倍。但杭州人太有钱了，糟糠很快断货。史书记载说，杭州人开始吃油车糠饼。所谓油车糠饼，就是将在碾米过程中剔除出来的废料——皮糠和碎米等——收集混合在一起，经过蒸煮后再用原始的榨油设备榨取糠油，在榨取的过程中受压成型的一块块类似豆饼、菜籽饼状的东西。
这种东西和糟糠不是一个等级，犹如死面疙瘩和包子一样。
杭州城里的普通市民和当兵的都吃这种东西，平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杭州人在关键时刻彰显了人类的本能之一：只要有能吃的，就能活下去。
张士诚在隆平心慌意乱，两个月后，消息传来，杭州城仍然在我们手中，徐达的攻势已明显减弱。但杭州城里十人已饿死六人。要不要救援？
张士诚皱眉，眉毛几乎压到嘴边，咬了咬牙，坚定地说：“不救，他们挺得住！”
他不救得很有道理，因为朱元璋就是希望他出隆平城。朱元璋和张士诚都了解一件事：张士诚不善打野战。
杭州城能挺得住，徐达挺不住了。在围困了三个月后，徐达收效甚微。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打得最虎头蛇尾的一次战役，朱元璋催他撤兵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这位常胜将军的光环沾上了一点尘埃，他唉声叹气地从杭州城撤兵了。
张士诚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他在苏州城中大宴三天，庆祝这场保卫战的胜利，虽然胜利的代价太大：徐达撤兵后，杭州城里的人只剩了五分之二，在徐达撤兵的那一天，就因饥饿和疾病死了三千多人。
张士诚突然发现，朱元璋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杭州保卫战的胜利让他三个月来备受摧残的心灵得到慰藉，又让他涌起了一股雄心壮志。徐达才撤兵，张士诚就快速地集结兵力，发动收复河山的举动。这次军事行动，让张士诚收复了太多地盘，包括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他顷刻而下。张士诚又恢复了元气。
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对张士诚进行复仇的反攻，是因为此时，天完帝国的丞相陈友谅正准备和他开战，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陈友谅在采石的战舰上向张士诚发来邀请函，一起狠揍朱元璋时，张士诚先是大喜过望，兴奋的热度消失后，他又仔细考虑起这件事的可行性来。
这可以说是张士诚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平时看上去足智多谋，脑海里的计策恨不得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可一遇事时，他的智谋就无影无踪，被他自己吞食了。
他前思后想，始终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和陈友谅联合，当陈友谅和朱元璋交火后，他才在边境上集结部队。可还未等他下命令出兵，陈友谅已被朱元璋打残了。
张士诚恨恨地说：“陈友谅真是个窝囊废。”他说陈友谅是窝囊废，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然就不会犹犹豫豫，丧失了和陈友谅夹攻朱元璋的良机。
可能是这次理想的夹攻计划没有实现，也可能是朱元璋正急吼吼地追击陈友谅，而无力对付他。他拍案而起，说：“给我收复长兴。”
长兴离开他的怀抱已有三年，但他始终把长兴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现在，他有机会要回自己的孩子，当然不会放过。
1361年阴历十月，张士诚集结水陆十万人，进攻长兴。长兴守将心惊胆战，一日发数道救急文书给朱元璋。朱元璋正在鲸吞陈友谅，没有多少兵力支援。所以只能派出小股支援部队，而这些支援部队都如肉包子打了狗般有去无回。
张士诚的攻城进展极为缓慢，长兴守军和当初的杭州守军一样，顽强死守。一个月后，朱元璋终于腾出手来，派常胜将军徐达援救长兴。徐达这次是为复仇而来，双方在长兴城外展开血肉横飞的野战，杀声震天，天地为之变色。事实再一次证明，张士诚兵团的野战能力远不如朱元璋兵团，他再一次撤退。在徐达的疯狂追击下，撤退演变成了溃退，留下一万多具尸体后，总算跑回了老家。
张士诚又在隆平城里开始了后背发凉，除了对这次失败的懊恼外，还担心着朱元璋的复仇。不过他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朱元璋在1362年被晦气笼罩，控制区内的两场兵变让他不敢发动任何大的军事行动。
张士诚心平气和地度过了1362年，整整一年。
1362年年末，又是一年春节到来时，元政府通知他，韩宋帝国已走投无路，你成名的机会来了！
小明王，不能救
张士诚能否成名，不取决于刘福通和小明王，而取决于朱元璋。安丰城孤城一个，刘福通接二连三地遭到惨败，军队士气已到谷底，用张士诚的丞相吕珍的话来说，拿安丰，就如站在熟透的苹果树下等苹果一样。前提是，朱元璋不插手。
张士诚大吃一惊，突然就骂吕珍：“你别浑了，朱元璋可是韩宋帝国的吴国公，他怎么可能不救主子？”
吕珍反击道：“蒙元政府还是您的主子，它如果出事，您救不救？”
张士诚哑口无言，他在心里琢磨，如果吕珍这个假设成立，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张士诚假设出来的犹豫，也正是朱元璋在1363年春天时不可回避的犹豫。刘伯温风尘仆仆回来，还未脱下被露水打湿的衣衫，就被朱元璋叫到密室，把这道难题摆在了刘伯温面前。
从刘伯温的角度看，朱元璋和韩宋帝国一点亲情都没有。韩宋帝国没有给过朱元璋任何支持，只有几个空衔。朱元璋发展到今天，全是他单枪匹马闯出来的，和韩宋帝国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刘伯温认为，救安丰是策略问题，不是责任问题。
而朱元璋不这样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