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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东王杨秀清因胜利头脑发昏，仍旧以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自居，在南京借故不见文翰，以自上而下的姿态给文翰送去一份“诰谕”，内容无外乎以下的自大：“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
文翰是个极其务实的老牌帝国主义政客，在做足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报英国政府，表示太平天国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但为了更大限度地勒索清朝政府，英国应继续“中立”，以观事态发展：
在事态更为明朗化以前，参加任何一方都是为时过早的。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帝军。固然，为了英法两国在中国海的海军，无疑地，皇帝是可以重占南京和镇江的，但是这或许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很明显的，皇帝军已如此丧魂落魄，我们要不在陆上也采取行动，那么就是外国火力把南京城墙轰开了，他们也会不敢进城，就是进了城，占领了，等到我们军舰从城下撤走以后，他们也不能守住南京城……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
再没有比当前危机中商订新约更为不合时宜了。和谁去签订新约呢？和皇帝订吗？假定一切进行顺利，他也和我们一样地急于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订这个条约的头一个条件就是给他援助以压服叛党。我以为这乃是暂时还不能接受的要求，也全然和政府所规定的政策路线背道而驰。就说给皇帝援助罢，那也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而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迅速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达到目的。花了大量的金钱，毫无目标，只不过面对叛党，把我们自己送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已（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因此，我认为现在根本不必去谈和帝国政府缔结新约的事情。
我承认我看不出当前斗争有迅速结束之望，如果叛军占领北京，则将有多年的、不利我们商务的战争。但纵使如此，我也认为遇有适当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与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和叛党交涉，我们要对付一班新人，直到今天为止，就我们所知者而论，这批人并不像不向我们就范的样子。而和皇帝打交道，我们会发现他和从前一样傲慢自大，反对和我们扩张中外关系。（1853年8月4日文翰写给克拉克敦的信）
1854年初，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接替文翰职位，他仍旧抱有英国人的审慎态度，不尽信文翰之言，派自己儿子等人为使节出访南京。结果，这些英国人发现太平天国的王爷们怪力乱神不说，还妄自尊大得厉害。与之相比，满清政府虽然与英国和西方长期矛盾，但迄今为止已经是个成熟的“正常”国家，起码知道怎样和西方人搞外交，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则是一群根本不知道“文明”为何物的造反者。
从那以后，各国政策逐步向满清政府一方倾斜。上海小刀会起事后，在上海的英、美、法首先明确立场，与清军协和作战。清政府对此大为满意，把海关管理权交予三国，以示投桃报李之意。紧接着，天京事变的发生，更坚定了洋人们的判断力：太平天国终不能成事。
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而言，他们心中没有“信义”，只有“利益”。
看准了清朝军队与太平军在中国互杀消耗之际，1856年，英国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首先炮轰广州，以弹药再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以有长江航行权为名，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巡游。太平军着慌，朝着英国炮舰一阵乱轰，双方互相射击。一向自大的洪秀全着了慌，对英国在长江上的航行权马上予以承认。由此，西方各国纷纷接踵进行炮舰外交，深入南京试探太平天国的底牌。特别是1859年初夏洪秀全那位喝过洋墨水的族兄洪仁刺炀┖螅教旃胙笮值苊侨肥刀裙艘欢巍懊墼缕凇薄�
好景不长。李秀成在1860年年中向上海的大进军，真实触动了西方各国在上海的实际利益。他们逐渐放弃“中立”立场，逐渐转向支持华尔的洋枪队，开始以武力与太平军相抗。
何伯与太平军交恶，同时他也十分厌恶华尔。听说这个美国“骗子”回到上海后，他立刻自率军队乘炮舰四艘直扑松江，把二十多位华尔手下的英国逃兵与华尔本人一道抓起来，押往上海。
洋枪队虽然厉害，但非常害怕何伯的坚船利炮，只能眼巴巴望着自己的“领导”被人逮走。
危急时刻，幸亏华尔的老朋友上海商人杨启堂有主意，他与上海道台吴煦开据出一张盖有清廷大印的证明，递送英美方面，表示说华尔是“大清子民”。
本来，何伯已把华尔交给美国领事受审，罪名是华尔破坏美军在中国的中立行为，非法进行战争活动。
法庭之上，华尔忽然自称是“大清帝国臣民”，英美官员都一时愣住。
泰记银庄的办事员连忙递上一份发自北京清廷军机处的正式公文，上面明白写明大清皇帝“御批”此事（这份公文有可能是清朝巡抚薛焕收了泰记杨启堂银子后伪造的）。
美国总领事很懂“依法行政”，他仔细看过中国官方文件后，只得宣布华尔无罪，当庭释放。
华尔高兴没有十分钟，刚刚走出美国领事馆，就被英国兵再次逮捕，押去何伯的旗舰上关进小黑屋。同时，何伯准备占领洋枪队的松江基地，想一劳永逸解决掉这支惹事生非的非法武装。
泰记银号的人与华尔都很着忙，立刻指使白齐文等人率洋枪队撤出松江，指使李恒嵩率清军进入松江城。
英国兵已有近一千人逼近松江，见到清军旗帜后，怕重惹事端引发两国大战，只得悻悻退回上海。
不久，在泰记银号的帮助下，华尔传奇一般从防守森然的英国兵舰上跳水逃脱，得返松江城，演出一剧“胜利大逃亡”。
不久后，由于华尔亲笔给何伯写“道歉信”，答应不再诱引英国逃兵加入洋枪队，何伯逐渐改变了对这个美国青年冒险家的印象，并与他和他的助手进行会谈，商议共同对付太平军事宜。如此，华尔就得到了英法军方的有力支持。本来他是一只“贼鸟”，如今忽剌剌换上羽毛，成为真正的大老鹰。
华尔善于总结失败经验，他不再只相信洋人和菲律宾水手的战斗力。在与副手白齐文和福瑞斯特商量后，他决定扩充兵源，并要以中国士兵为主力。
最终，华尔的洋枪队初具劲旅规模，共有一1400名中国兵勇，二百多菲律宾士兵，还有西方教官共近一百人。华尔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要适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从“经济”方面考虑——纯种的“洋兵”太费薪饷，如果数目大了，中国方面以及银会组织不答应。而且，不少外国逃兵和水手浪荡成性，战斗力很差。招募中国人，十多个兵员的薪饷，原先只能招一个洋流氓。
不顾中方“老板”催促他出战，华尔耐心训练洋枪队新兵，并且对军事行动更加慎重，不再轻易冒险打无准备之仗。
为便于统领士众，他从清廷得过暂时的类似“上校”的任命。他委任白齐文和福瑞斯特为“少校”，像模像样地把“洋枪队”变成了一支“正规军”。到了1861年年底，华尔已经有信心邀请英国海军将军何伯亲临松江检阅他的手下。
这时的洋枪队，已经有二千多人的规模，不同“兵种”，统一着装，衣服华丽。中国兵穿深绿紧身制服，为仿效西方制服，他们的衣服上有绯红色饰带。中国“炮兵”穿浅蓝色军服。菲律宾士兵穿深蓝兵衣，头包深绿头巾。军官军衔的高低看袖口条纹多少可加以识别。同时，华尔还设定了来年的军队夏装。
何伯见之大喜，立刻允许英军与太平军交战时正式接纳洋枪队为“友军”，并答应帮助华尔从英国购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洋枪队。
何伯确实没有食言。他应华尔要求，从香港的英国兵工厂替洋枪队购进一千支新型来福枪、五千支在当时最先进的短枪以及两批野战炮。所有这些枪支弹药，完全按成本价卖给华尔。
从英法等西方将领的角度看，华尔训练中国人为“洋枪队”确实是想他人所不能想。先前的清政府和太平军都只雇佣过西方将官帮助清军和太平军训练，从未想到过把中国人里外一新从思想到装束加以彻底“改造”。
为了保证洋枪队士兵在战场上能彻底理解长官命令，华尔下令中国士兵学习简单的军事英文术词，并学懂听号声前进或后退。特别重要的是，针对当时城垣坚厚的太平军城镇，华尔有的放矢，特别看重炮兵训练，使得大炮、野战炮的命中率和实际轰击效果大大提高。
由于华尔训练有素，洋枪队的战斗力远远高出清军正规军，大有以一当十之效。相比于太平军，也可一个顶六个。其实，华尔的成功绝非偶然，足够的饷源，充足的弹药，保障到位的训练，优厚的待遇，严格的管理，放到现在，他也能训练出一支优良团队。
万事俱备下，1862年初，正当华尔准备甩膀子大干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差点打乱了他的全盘部署——当时美国正在打“南北战争”，美国军舰在海上的一只英国船上截走了两位前往英国进行秘密外交的美国南方邦联官员，惹起英国震怒，英美一时间剑拔弩张，大有开打之势。
友谊无恒，利益永恒。在上海的何伯与华尔的神经即刻紧张起来，只要双方政府一开打，他们在上海肯定也要为“祖国”血拼。在何伯秘密筹划俘夺中国沿海的美国船兵的同时，华尔也私下准备利用洋枪队士兵奇袭上海停泊的英国军舰。正在双方准备互相暗中捅刀子之际，英美之间政治危机得以解决，美国政府服软，向英国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经过这次小插曲后，华尔开始了在中国干他的“大事业”。
1862年2月，华尔亲率一千多洋枪队员，忽然在凌晨时分进袭上海附近的广富林太平军堡垒据点，打死近一千太平军，迫使其余七千多人仓惶逃往青浦。洋枪队方面，只损失18名士兵，伤42人。以如此微小代价，攻克太平军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桥头堡，成功不可谓不大。
同时，洋枪队的攻势也使得正在进攻吴淞的太平军分神卸力。因为，从1月7日开始，李秀成已经率大军从杭州出发，兵分五路杀向上海。仅几十天工夫，奉贤、川沙、南汇、金山等县均被攻下。一直与华尔“合作”的清将李恒嵩又来了精神，忙向朝廷递折报功，说自己所率清军经过“激烈”战斗，杀死“长毛”三万多。
见太平军此次来势汹汹，在上海的西方人与满清政府官员不敢怠慢。英国参赞巴夏礼与清朝苏松太道台吴煦经过紧急磋商后，联合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同时，他们加强调兵遣将，准备迎接暴风雨的拍击。
原本在上海的英法军队总人数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但从２月份开始，英军九十九联队与重炮兵到来，不久英军驻天津的部队全军而来，戈登也在其中。如此一来，仅英军在上海就有近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