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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 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 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 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 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 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 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 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 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 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 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 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 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 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 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 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 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 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 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 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 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 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 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 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 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 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 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 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 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 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 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 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 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 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 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 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 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 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 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 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 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 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 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 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 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 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 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 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 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 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 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 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 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 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 船去。佣人张（国珍）已经积极地打好了行李。韩先生准备怎样把他的家人送走，我 还不清楚。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 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征召来的士 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的人都穿着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 挎着一枝生了锈的火枪。如果连这些人都得不到训练和军服的话，可见处境已经十 分困难。但愿这不会带来什么恶果！我现在也听说日本人为什么最近能如此迅速推 进的原因了。张学良（北方军）的大约5000名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 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解除了这帮反叛者的武装。这位统帅可 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 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也就成了无用之物，随之而来的是封·法 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完蛋了。如此出乎意料的事，人们可是 没有想到！
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 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 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 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 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 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 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 “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 珍）：“你挑一些你太大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 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 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 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 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 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 斯特一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 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 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 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
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 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 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 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 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 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 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 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 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 ，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 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 好心肠造成的！
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 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 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 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 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 领到了他们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 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现在28元，而不再是20元。我还能储备 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 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 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