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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
上午8时，水电都停了。炮击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 又会重新开始。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个，它放开喉咙唱着，这金丝 雀似乎比“乌鸦”更加镇定，我可没这份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 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 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想将士兵清理出去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 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顶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通告日 本人：安全区内已经没有军队。
上午9时，安全区落下了第一批炮弹，地点在福昌饭店、世界剧场的附近，共有 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负责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轻伤。饭店前 的两辆汽车燃烧了起来。另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中学），炸死13人。一再有人 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鼓楼医院前，而且是在安全区一侧正在构筑工事。 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士丘更为合 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打算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士兵们正 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那些在广场边上形成一个尖角的房子被士兵砸开了，我亲 眼目睹了门窗被砸开。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 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沙袋做的路障、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 网等，对坦克车来讲几乎算不了什么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 但却坚决地拒绝遵从我们的愿望。我在鼓楼医院给龙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 联系此事。
下午6时，参加下午6时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代表外，就只有我们委员会的 成员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帕奈”号美国炮 艇朝上游去了。斯迈思博士说，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想知道 该如何处置他。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在场人员的笑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 虑到，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 24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晚上8时，我把韩先生叫到面前，建议 他携家眷搬到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去，那里的防空洞要比这里的好。此外我的房子 距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本人现在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 是自己也应当搬过去，因为今天夜里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发动猛烈的进攻。韩先生暂 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目前住在原来的德国学校）。明天他打算在住宅区找另外 一套住房。我随之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时起，城市遭到了炮击。但是进 攻不久便减弱，接着出现了令人琢磨不透的沉寂。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
12月12日
我原来以为日本人可以在平静中接管城市，但这种想法没有得到证实。在安全 区内仍然可以不断地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 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佩带的也不再是手枪，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 是士兵还是警察都没人遵守唐将军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清理安全区已经是不可能 的了。早晨8时，炮击再度开始。
中午11时，龙和周奉唐将军之命来请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停火3天的协议。 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和原先的想法一样）。我们起草 了一份新的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在电报发出前应由唐将军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 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和谈代表在白旗的保护下， 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 代表。整个一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的龙和周。 到了晚上快6时的时候，龙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已经没有用处了；对停火来讲， 一切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到了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 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事情很 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 交城”这四个宇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 觉得这个动议仿佛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 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受到这个指责。 他想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的身上。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下午6时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在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 整座山骤然间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这是一个古老的有关 南京陷落的象征。有句民谚说：“紫金山焚则金陵灭。”）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 逃过来，他们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好几支中国 部队声称日本人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但是这条消息不准确！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 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追 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 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 的进军。当然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
我告诉韩先生和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得提前回去，免得中国委员的家人 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 我们因为炮击或轰炸而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 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随后我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 洞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 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在必须离家时用得上。我装满了东西，看上去像个 圣诞老人，觉得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依赖胰岛素的。有 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能带点什么走呢？我再一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仔细 看了一遍，好橡要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这 得放进口袋。这下我装备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 前的幽默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时的时候， 龙、周两位先生（林已经撤退了）到我这儿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同意了。 在我们回家前，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3万元。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 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 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 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 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 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 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 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 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 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 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 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 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克里 杉（译注：对克勒格尔先生的呢称），我的天，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创你 怎么样！”他告诉我，主要街道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 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 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 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 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 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 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 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 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 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 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12月13日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 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 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 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 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 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 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 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 路一样满地抛撤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 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 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 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 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