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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称这两位陕北红军领袖人物为现代罗宾汉。
刘谢二位，各领一支队伍，互为犄角，形成了共产党人在陕北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国民党的四面围击下，连遭败绩。于是，他们只好带着中坚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内的各种派系和自己的一些旧关系，四处躲藏，并伺机再树旗帜。一九二九年，两军联合行动，并有陕西境内的其他各路武装力量参加，组织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后，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失败后，两人各带残部，重返陕北，直到一九三○年前后，才各自巩固了一块根据地，并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刘志丹领导的这块，叫陕北根据地，首府设在永宁山；谢子长领导的这块，叫陕甘边根据地，首府设在南梁。
当时的陕北民间，是什么样子呢？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整个北中国赤地千里，连年大旱，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那场至今令人谈而色变的大年馑，民间管这次年馑叫“民国十八年大旱”。贫瘠荒凉的陕北地区，较之别的地方，更是经不起这一次折腾。民间歌谣中：“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熬外甥，丈人锅里煮女婿”，就是对那场悲惨图景的真实写照。老年人说，比起明末清初那场惹得李自成举旗造反的大旱灾，这次的似乎更邪乎。
斯诺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和诚实的笔触，记下了那场大饥馑的情景。此刻，叙述者觉得，他除了老老实实地引用斯诺先生提供的这些细节和数字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既要不用这个现成的材料，又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同样也引用了国际联盟派给蒋介石担任卫生顾问的一名著名卫生专家的资料。那位专家指出：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口；另一个县死的是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统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斯诺先生这样说，“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好人———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是个人！”
斯诺先生继续写道：“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细小的骨骼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起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口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他接着写道：“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坑里一层层盖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在许多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富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与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雨晴后出租给佃户。”
那天，杨作新撒开双脚，一口气跑出五里多路，然后离开川道，上了山。山上有那些拦羊孩子、种地农民修的避雨的小土窑。他找了一个土窑，躲了进去，歇了歇脚，吃了点干粮，继续赶路。川道里他不敢走了，怕敌人设卡堵他，于是翻山越岭，专拣那些拦羊娃踩出的羊肠小道。
天下之大，他不知道何处可容此身。只是听任两条腿带着他走。一日，他登上一座山头，见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座气象森森的城市，三山对峙，二水交流，腾出川道里一块宽阔的三角洲，造就这荒原上一块锦绣繁华地面。这些天满目所见，都是荒山秃岭，野物成群，今天搭眼见了这个去处，不由得吃了一惊。再细细看时，见东边山的一条山腿上，立着一座宝塔，他明白了，原来双脚又将自己带进了是非之地肤施城。
冒着生命危险，他下了山，自北城门进入肤施。北城门口，较之当初的戒备森严，剑拔弩张的气氛，松动了许多。原来绑过杜先生的地方，现在一溜摆小摊的，在那吆喝叫卖。城门上，捉拿杨作新的告示还在，只是它的角角边边，已经被大力丸和专治女人月经不调和男人的举而不坚、坚而不久以及淋病之类的告示所侵吞，原先的那张，倒不怎么醒目了。杨作新冷笑了一声，把头往脖子里缩了缩，昂然入城。看守城门的士兵，对这个蓬头垢面的乡里人，正眼也没看一下，只顾在那里丢盹。
肤施城里，照旧繁华热闹，各种字号儿一律开张。婆姨们依旧穿着露出腿把子的旗袍或裙子，嘴唇抹得血红；男人们依旧西装革履，梳着一头跌倒蝇子滑倒虱的头发，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这不由使杨作新长发一声感慨。
他在省立肤施中学的围墙外边溜达了半天，想找一个熟人问问情况。他想去找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刀子再快，也不能把共产党一个个都杀绝吧，他想。操场上，一群学生正在上体育课。体育老师是个好人，他正穿个半裤，领一群学生跑步。于是，杨作新把头露出围墙，轻轻唤他。体育老师瞅见杨作新，脸色变了，他喊了一声：“立定！解散！”让学生自由活动，然后去到围墙跟前，匆匆地说：“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在这里溜达，军警们住在学校里，整天喊着要抓你哩。”杨作新笑了笑，向他打问那些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的情况。体育老师说，有的死了，有的跑了，你要找他们，到北边去找吧，听说谢子长扯旗造反，在北边举行了“清涧起义”，占了好几座县城，肤施城里，都吵红了。杨作新听了，一阵高兴，他刚张口要说声“谢谢”，只见那体育老师已经匆匆地离开了矮墙。
杨作新堵在胸口的一股恶气，听了这话后，松动了一些。他觉得轻松了点，决定立即就离开肤施城，到北边去寻队伍。行前，有一件事情，他还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想去看一个人，可人家是豪门大户，又怕惊动了官家，犹豫不决，恰好街道旁有一家陕北小吃，他要了一碗“荞面饸饹羊腥汤”，低头吃起来。旁边桌子上，有两个闲人在拉话，拉的内容，正是安定谢子长游击队谋反的事情，说那谢子长骁勇异常，号称“拼命三郎”，手下人马，也都是些“挣破脑”的角色，这次肤施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倾巢出动，前去弹压，谁胜谁负，还在两可之间。拉着拉着，话题变了，拉到了城里“赵半城”的千金结婚的事，说那真叫个排场，喜事还没办，倒先有几家，办起了丧事，街面上铺子，挨着收礼，闹得肤施城里人人怨气冲天。杨作新听了，插了句话，问那“赵半城”千金所嫁何人，两个拉话的抬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吃惊他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们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说：警察局长，专割人脑袋的，明白吗？杨作新又问：那赵家小姐，就肯就范？两个人听了，说：听说赵家小姐哭哭啼啼地说要逃婚，可是“赵半城”是铁了心，他已经受了警察局长大礼，只等围剿谢子长回来，就办喜事哩。杨作新听了，冷冷一笑，不再言语，也绝了去看那“密斯赵”的念头。
杨作新将那碗饸饹，三下两下，刨进喉咙，又端起碗，扬起脖子，将汤喝净，然后起身，天黑时混出了肤施城，朝北边清涧方向一路走去。一想到前面有个谢子长，挥着驳壳枪，替穷人出头，心中不觉胆壮了许多。
临近清涧地面，只见官道上，迎面走来了一批一批逃难的。逃难的见了杨作新，都嚷道：后生，再不敢往前走了，清涧城里，一场恶战，胜了个井岳秀，败了个谢子长；如今，清涧城里，那国民党军队，见了不顺眼的人，问也不问，挥刀就砍，清涧城里，人都跑得差不多了。杨作新问起谢子长的下落，人们都摇头，有的说他被打死了，有的说率领残部跑向了北草地，可是都是听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传言而已。
没奈何，杨作新只好就近找个地方，给人家揽起短工，先隐住自己的身子。
半年之后，谢子长东山再起，杨作新这回得了确切消息，辞了东家，星夜北上，终于在一片老山林里，见到了这陕北百姓都称作“谢青天”的谢总指挥。谢子长长条脸儿，面皮白净，异常明亮的两个眼睛，粗粗一看，竟与杨作新的相貌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腰间多了根武装带，武装带上插着两把驳壳枪。谢子长见了杨作新，自然欢喜，谈到革命烈士杜先生的壮烈牺牲，也都不胜感慨。随后，杨作新便在谢子长麾下了。
这时，黑大头已从南方某地不辞而别，率领旧部，回到陕北，重占后九天。
红军游击队势单力薄，要想发展，一条道路是招募贫苦农民加入队伍，一条道路是派人混入国民党队伍，或在土匪队伍策动起义，发动兵变，借以扩充武装。有一天，谢子长得知，后九天的黑大头，急于想找到一名懂文化的教员，训练他的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与杨作新商议，决定派杨作新只身前往后九天，混入黑大头的双枪队，伺机组织兵变。如果能策动黑大头起义，举起革命旗帜，最好；若不行，就杀了黑大头，收编这支队伍。杨作新见说，谈起他与黑大头曾有过一面之缘。总指挥听了，自然高兴，说既然如此，这件事成功了大半了。于是杨作新乔装打扮了一番，换上一身青布长衫，配了副近视镜，打扮成个教书先生模样，辞了谢子长，顺黄河岸边，直奔后九天。
当时的陕北，武装势力大约有四股。一股是国民党军队，它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兵多将广，占据着肤施城及陕北各县县城，依靠政府提供给养，算是官军，兼有各县保安团和一些乡镇的民团为其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