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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行走，没有了黑白氏，于是路途也就多了许多的孤单和寂寞，不过脚步却快了许多。第二日，翻过那架父亲当年掩护他逃跑时走过的山梁，眼前川道渐见宽阔，一溜儿窑洞，顺山腰摆开，吴儿堡到了。
杨作新家的窑洞在南头。远远地眺见自家那孤零零的三孔土窑，杨作新的心头一阵颤动。这窑洞显得更破旧和古老了，在杨作新在世界上游历了一番后，眼前的窑洞，也不似记忆中的那么高大了，它显得有些寒碜、低矮，仿佛叫它洞穴更合适。令杨作新感动的是，窑门口挂着的那串红辣椒还在，一年一茬，旧的吃了又换新的，它标志着不管怎么说，对于这家窑洞的主人来说，生活在继续着，一年一年地在倒换着步子。
母亲已经老眼昏花，她好久没有认出来儿子。直到官道上的那个行路人，在自家门口站定时，她还以为是过路人要讨水喝，忙着说让她去烧。待那过路人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妈”，她才醒悟过来。她走过去，像个孩子一样，两只手搬住来人的头，眼睛瞪在脸上，细细地瞅了半天，认出这是杨作新，于是“哇”的一声哭了。一腔热泪像撒珠子一样，跌在杨作新的胸襟，两只又枯又瘦的手，挽住了杨作新的脖子。
“我儿，是你回来了？”母亲问。
“是我，妈！确实是我！”杨作新回答。
杨作新弯下腰，轻轻地托起母亲，将她送回窑里，在炕边上坐定。
母亲只是瞅着杨作新笑，笑得脸都皱成了一朵花。见了儿子，她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她不住点地打问，问杨作新这几年的情况。她还以平静得叫人吃惊的口吻，讲述了杨干大死时的情景。当然，她没有忘记说杨干大死时的嘱托，不过两件嘱托，她只说了一件，就是委托杨作新招呼杨蛾子，至于圈窑那件，她没有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不好意思说。提起杨蛾子，杨作新问道，她到哪儿去了。母亲说，屋里屋外，现在全靠她了，这不，她和村上的一伙姊妹，上山掏地地菜去了。
正说到这儿，垴畔上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听到笑声，杨干妈说：“你看，死女子回来了！”
杨干妈话音未落，杨蛾子已经下了畔，挎着一只篮子，不停嘴地叫起“哥哥”。杨作新正待起身，蛾子已经抬脚进门。“哥哥！”她又叫了一句。人到了跟前，几年不见，有些怯生，竟在杨作新面前，有些忸怩地站住了。
几年不见，杨蛾子已经发育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的身上，保留了这个古老家族的所有的遗传优势：端庄、秀丽、美貌、热情，那人儿，仿佛是在黄土坬上，开放着的一朵热烈的野花。她刚刚从山坬上下来，脸色红扑扑的，泛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散发着一种青春的异样光彩。杨作新见了，不由得从心里赞叹一声，叫一声“好妹妹！”
“蛾子，你咋知道我回来了？”杨作新问。
“咋知道？我在山上挖菜哩，你一从那坡坬上下来，我就瞅见你了，瞧你那走势，我一看，就知道是杨作新。我和姊妹们打赌，说是我哥回来了，她们还不信，说真是杨作新，就把她们挖的菜，都倒给我。我们站在山梁上眺呀眺，直眺到你走进咱家窑院。你瞧，我这满满的一篮地地菜！”
杨作新笑了，杨干妈也笑了。杨作新打心眼里，喜欢自己这个妹妹。自从接触了黑白氏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
杨干妈要蛾子，将那地地菜择了，洗干净，今格杨作新回来了，她要给他做一顿细饭，用地地菜，掺上干豆角，为儿子包一顿饺子。
在这样的年景，这样的家境，这算是最好的饭食了。杨蛾子将地地菜择净洗净后，又从墙上取下一串干豆角，然后将两样东西放在案上，聚成堆儿，剁了起来；这时候，杨干妈将面也和好了。配好调料的馅儿，还有和好的面团，一起拿到炕上，三口人便盘腿坐在炕上，开始“套窝窝”。陕北人的包饺子，不擀饺子皮，而是从面团上撕下一块面来，在手里玩成蛋蛋，然后用大拇指转呀转，将面蛋套成一个窝窝，把馅儿放进去。这种做法，自然比那饺子皮包的饺子，皮要厚得多，做起来也别扭得多，不过杀猪杀屁股，一人一个杀法，陕北人的包饺子就是这样的。
吃罢饭，见天色还早，杨作新提出，他想到父亲的坟头上看一看，祭奠一下他老人家，并且在坟头上添上把土。母亲说，让蛾子陪你去吧，山上满是荒坟，哪个是哪家的，你不清楚。于是，蛾子陪着哥哥，上了垴畔，沿着那条弓形的山梁，上到山顶，在那棵老杜梨树旁边，在那葬埋着两个古老的风流罪人的那一处坟地里，找到了杨干大的坟茔。
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堆，简单，平常，要不了多久，如果没有人照管，这坟头就会被黄风和雨水拂平。站在父亲的坟头前，杨作新有许多感慨，父亲的音容笑貌，这一刻，倒海翻江似的涌满了心里。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像一切为人子者这时候应该想到的那样，杨作新此刻觉得，他欠父亲的太多，或者说父亲给予他的太多。他觉得父亲还没有给他一个偿还的机会，就这样匆匆撒手而去了，实在叫人遗憾。他想到父亲一生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一天福也没享过，眉头的锁结一天也没打开过，这似乎是他的一个失职；而他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让千千万万父亲这样的人能过上好日子，能放开肚皮吃上一顿，能在业余时间除了捉虱子以外，还有另外的精神活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的心中除了原先的悲怆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崇高的感觉。
他跪了下来，为父亲烧纸，烧完纸，又接过杨蛾子端上山来的一碗凉水。乡里人除了年节，难得见酒，遇到事情，水酒水酒，便以水代酒。杨作新接过水酒，跪在地上，自左至右，将那水酒，成一条直线，洒了三巡。祭奠完了，便将那只盛水的粗瓷大碗，扬手高高举起，“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瓷碗顿成碎片。这叫“摔瓦罐”，本该是杨干大入土那天，他该做的，现在补上。一切结束后，就又叩了个头，然后一手拄地，站起。
杨蛾子见毕事了，走过来，为哥哥拍拍膝盖上的土。和杨作新的沉重的心情相反，她的态度竟是出奇地平静，宛如母亲对待这件事时的态度一样。时过境迁以后，杨作新时常想到这一点，他认为，是乡下人淡泊惯了，因此对于这生生死死，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也麻木了；后来，在肤施城监狱里，当他自己为自己选定了死期，并且以异常平静的心情，去自行结束生命时，他才幡然省悟：在陕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意识，他们明白人注定要死亡，一抔黄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每一个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便是苦难命运的终结，便是一种得以永恒的幸福的开始，所以应当平静地接受命运，所以应当吹奏起唢呐为上山的人送行才对。
离开坟头，离开乡村公墓，刚刚踏上下山的路，杨蛾子就笑了起来。她的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里。苦难的生活还没有磨掉这山野女子的青春的笑声。我不明白姑娘们为什么爱笑。我去请教一位懂得姑娘的专家，他告诉我，姑娘爱笑，就是因为她们想笑。我觉得他的话说的饱含深意。上面这段话是一位前辈作家说的，现在用给我们的杨蛾子，不能说不妥帖。
笑声感染了杨作新，他深深地吸了口山野间的清气，也感到心情愉快起来。前面说了，自从遇见了黑白氏以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细腻的原因。这时，他告诉了妹妹，在肤施城里，枪杀秃子的事，他问妹妹，事情发生后，花柳村那边，还找没找这边为难。
杨蛾子说，杨作新杀秃子的事，传到乡下，她也知道了，哥哥真是个大男人，说到做到，替杨家出了这口恶气。她还说，事发后，花柳村那边，也没敢到吴儿堡骚扰，大约是慑于杨作新，或者是觉得自己理亏，咽下那口气了。
杨作新这时候记起了父亲的嘱托，他对杨蛾子说，你现在是自由的身子了，该找一个了，是不是已经有了，还瞒着哥哥。
杨蛾子羞红了脸，说她没有———确实没有。闪过年龄了，好小伙子都有了家，没结婚的，她都瞧不上眼。
“莫要心高，就像我！”杨作新说着，想起了老实的灯草儿，心里不是滋味，“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给我说，哥哥帮你找。”
“你的腰里别着手枪吧，哥哥！你刚才叩头的时候，我看见了。”杨蛾子说，“我要找，不图银钱，不图人样，就想找一个，哥哥这样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站得起、蹲得下，走南闯北的男子汉。”
“好妹妹，你还是心高，像我的禀性一样！”杨作新取笑妹妹。
“哥哥！”杨蛾子难为情地叫了一声。
“我帮你找，我帮你找！遇见那背着短枪、打着裹腿的好小伙子，我抢也要抢一个回来给你！”杨作新赶紧说。
杨蛾子笑了。她有些害羞，于是一个人，飞也似的，顺山梁跑了下来，身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杨作新在吴儿堡，盛了三天。三天期间，除祭奠了父亲杨干大以外，他还以一个孝子的身份，叩拜了埋杨干大时，帮过忙的族人，并且托付他们，关照他母亲和妹妹。这件事自不必说，村里人见杨家老大，如今气宇轩昂，成了一代人物，自然满口答应。三天头上，杨作新辞了母女二位，启程上路。临行前，母亲抹着泪水，又提起抱孙子的事，杨作新这时也猛然感到，这确是一件大事，他满口应承了下来，说有合适的，就成亲。母亲说了，趁她这二年，还没有老得走不动，还能服侍月子，杨作新得把这事抓紧。杨作新听了，又是一阵鸡啄米似的点头。最后，他给家里丢了一点钱，嘱咐妹妹，好生照顾母亲，说罢，终于抽出身子，别了家门。
人世间，总是乡情最浓，那山，那水，那破旧不堪的窑洞，那衣衫褴褛的母亲，那足以引起你童年回忆的每一件物什，它们都带给你一份情感，使你真诚、崇高和善良。而作为游子来说，当他在险恶的世界上游历的时候，他明白，有一处地方，永远在他的世界上存在着的，那就是故乡，无论他在外边，闹成了天大的世事，或者在外边，一败涂地，头破血流，当他推开吴儿堡那破旧的柴扉，总有滚滚的米汤，灼热的石板炕和亲人的笑脸。你在外边或荣或辱，那是你的事，他们不问这个，他们永远认为你是对的，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爱你，无条件地爱你。哦，假如在动荡的世界上，还有一块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乡情。
杨作新离了吴儿堡，晓行夜宿，不几日，进了肤施城。肤施城里，时过境迁，认得当年那个激进学生的人，不会多了，况且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又多次换防，因此杨作新放开胆子，进了北城门。
世事沧桑，这几年，肤施城里，人口又增加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尽管是战乱加上灾荒，城内的建筑物还是新起了不少。
杨作新在一个小客栈里下榻。洗漱一毕，吃了顿饭后，便将短枪别在腰里，径直来到市场沟一家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