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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邓小平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的名誉理事之一，在国家重大活动中基本上不怎么出头露面，自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
然而矮壮的赫鲁晓夫要真正认识这位比他更矮的“来自四川的小个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３年后的１９５７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应邀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１１月２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参加十月革命胜利４０周年的庆祝活动；一个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这年的１０月４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上居世界领先地位，无形中也给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了力量。一生中惟一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终究会压倒西风。”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私下里交谈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有人接班吗？”赫鲁晓夫问了一句。其实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只是随口问道。
“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扳着手指头一个个地点起了名：“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接着毛泽东还认真地给赫鲁晓夫介绍起来：“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１９２１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说到邓小平，赫鲁晓夫似乎和毛泽东的看法一致，他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泽东一听也笑了。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说的“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讲的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１日，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到莫斯科，会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情。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许多政治观点是抱有不同意见的。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简称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这和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的是米高扬。其他苏共中央领导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示了反对个人崇拜。
２月２４日夜至２５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而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其他国家代表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公开披露。６月４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一下子成了西方国家反共的把柄，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并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
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速记稿后，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邓小平一行于３月３日下午１点半回到北京。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由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参加会议的情况。
据说，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他失眠了。毛泽东似乎更加看清楚了赫鲁晓夫这个人。因为毛泽东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很不赞成。不久，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修改的文章对斯大林做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期间，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者召集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开会研究，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赫鲁晓夫的向斯大林亡灵发难、指责斯大林是个暴君，是没有对历史情境进行具体分析的全盘否定，是缺乏冷静的极端。斯大林确实有错误，但无论怎样他与苏联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赫鲁晓夫的行为导致各国共产党人大批退党，波兰发生流血骚乱，匈牙利更是全面动荡，直到赫鲁晓夫的坦克隆隆驶入布达佩斯，才算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恢复了秩序。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尴尬的局面。
对此，“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却又奇特的评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自１９５６年４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样大的会议肯定会涉及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的意见和分歧以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而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中共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但在对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等问题，中共还没有适当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苏联提议并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正好为中共提供了机会。
苏共对这次会议也的确非常重视。会前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但没有得到支持。这才于１２月２８日向中共征求意见。２９日，毛泽东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给苏共。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见。
在会见中，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就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毛泽东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于是，会议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中苏双方讨论起草这份会议宣言，也就是会议的最后成果。
中方的首席代表是邓小平。苏方的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在会议中，针对“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
因为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就根本谈不到一块去，毛泽东就避重就轻，就干脆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
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就坐在了谈判桌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并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正式书面提纲。
这次会议，邓小平的原则性确实给赫鲁晓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惟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
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正像后来一位美国作家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绘邓小平：“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像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１９７３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把邓小平像我一样来对待。”赫鲁晓夫不敢怠慢，还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和外部都没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苏两国在１９５０年签定的同盟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它对中国、苏联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中国的“大跃进”等渐渐产生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一系列粗暴和过火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不悦。
到了１９６０年，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