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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１９６０年，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和苏联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冲突。正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３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２６国党代表会议和８１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的基础上，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之后，同意先由２６国党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且决定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率团赴莫斯科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对此，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他是用“龙逐熊”来形容的。他说：“龙逐熊开始于１９６０年的初冬。中国的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１１月中旬，邓总书记怒火填膺，带着一大堆批评意见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不到４个月前，苏联一夜之间撤消了３４３个合同、纪要以及２５７个经济技术项目，从中国召回了１３９０个援助专家。另外，他们还要求迅速归还经济援助和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债务。而对这种敲诈勒索，不仅是邓怒火万丈，就是毛和中央委员会里以陈云为首的亲莫斯科派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身不由己地走出这一步时，想必他知道，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成百万人要挨饿。”
８月下旬的一天，５６岁的邓小平来到钓鱼台，他一一检查了正在这里进行着紧张准备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逐件逐件地检查落实各项事情。
看着邓小平那种认真的劲头，有同志笑着对他说：“小平同志，你对毛主席讲，要他放心，那我们也对你讲，请你放心……”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当他看到人员都到齐了后，就认真地对大家说：“这次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担子不轻，意义重大。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总之，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可以说，赫鲁晓夫真正领教邓小平的厉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据说，当他得知邓小平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后，就与邓小平谈什么的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过好几次会议，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们一起进行了专门研究。在会上，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站起来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而当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邓小平走进大厅后，赫鲁晓夫也已经等候在大厅里与中共代表们一一握手。
据说，接待的规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第二次访苏时跟赫鲁晓夫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今后把邓小平像对我一样来接待。”
估计赫鲁晓夫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叮嘱。＇小说下载网｜。＇
但赫鲁晓夫也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不怕”邓小平，“要亲自和邓小平谈”。
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锋，就从这天一见面的欢迎宴会上拉开了序幕。
在宴会前的记者见面会上，邓小平显得冷静沉着又大度从容，赫鲁晓夫的脸上也始终挂着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
赫鲁晓夫陪同邓小平来到主宾席前就坐。宴会开始后，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尔巴尼亚问题开始了挑战。
赫鲁晓夫指责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党很不像话，对不起苏联共产党。”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他是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共产党，便十分坦率地对他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加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激动，涨红着脸大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你们不是说援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吗？”邓小平很温和地将了赫鲁晓夫一军，“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而你的援助不应该是控制和干涉。”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的话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赫鲁晓夫想借骂阿尔巴尼亚来指责中共的企图被邓小平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其实他们的心里都是明白的。两年前的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时，亲自向毛泽东提出并解释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与中国组建一个联合舰队的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因为事前，赫鲁晓夫是通过尤金转达这个想法的。所以这次会见，毛泽东在南苑机场迎接这位苏联客人之后，打破外交惯例，没有把客人送进宾馆，而是直奔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可见毛泽东对这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是何等的重视！当时，赫鲁晓夫打的就是援助的名义，实际上是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会见中，赫鲁晓夫一再遮遮掩掩绕山绕水地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并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是做出了如何如何的援助，那意思就是说希望中国给他一些回报，或者作一笔交易，希望和中国“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对赫鲁晓夫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毛泽东非常礼貌而又不失坚定地说，“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当赫鲁晓夫打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这张牌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后来，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又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规定应该派遣的数百名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和计划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２５０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今天赫鲁晓夫旧事重提，仍然以援助作为筹码来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邓小平从容应对，毫不示弱。
然而，被将了一军的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了。性格粗暴卤莽的他不再绕圈子，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再次指责中共。他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们可以问一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说着，邓小平把头转向米高扬。米高扬看了一眼赫鲁晓夫就假装着给别人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拍起了桌子：“那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赫鲁晓夫说得倒很形象。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我们赞成反对人个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为由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直言不讳。
这时，赫鲁晓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意思是说，这将会载入历史的。对高岗的处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他拒绝了“高饶集团”拉拢的阴谋诡计。中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也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党的内部团结。
但赫鲁晓夫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开河，不计后果。随后，他又轻率地对邓小平说道：“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对此，邓小平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他有些不屑地说，“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说这些干什么？”
这时，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们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担心再这样僵持下去会给会谈带来极大的被动，就纷纷过来打起了圆场，互相敬酒，借此打断了赫鲁晓夫的话。
头脑十分聪明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又失言了，也就借机碰杯，觥筹交错中转移了话题。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2）
□赫鲁晓夫无理攻击脸红脖子粗，邓小平不卑不亢针尖对麦芒。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恶化。苏联领导人因担心中国的举动妨碍苏美关系，对中国不满，并于第二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１９５９年８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９月９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持中立态度，明显偏袒印度。９月底，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来到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在对待台湾和中印边境问题上的举动，教训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双方领导人在会谈中爆发了激烈争吵，最后不欢而散。１９６０年，中苏矛盾进一步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