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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1887），她出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她们一家不得不外出逃难。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被放回了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时，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本想投奔在北京一位当太监的本家。不料这位本家不肯见他们，于是他们流浪街头，成了乞丐。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灾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与此同时，朝廷里却在大兴土木，给西太后建颐和园。从《光绪朝东华录》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这年祖父去世，西太后派大臣赐奠治丧，我父亲承袭王爵。醇王府花银子如淌水似地办丧事，我父亲蒙思袭爵，而把血汗给他们变银子的灾民们正在奄奄待毙，卖儿鬻女。焦姓这家要卖女儿，没有人买。这时害怕出乱子的顺天府尹办了一个粥厂，他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九岁的男孩被一个剃头匠收留下当徒弟，这样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流浪的农民们想念着土地，粥厂要关门，都纷纷回去了。焦姓这一家回到家乡，渡过了几个半饥不暖的年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灾难又降到河间保定两府，女儿这时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再次逃难到北京，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哥哥无力赡养她，在她十六岁这年，在半卖半嫁的情形下，把她给了一个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妇。丈夫生着肺病，生活却又荒唐。她当了三年挨打受气的奴隶，刚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死了。她母女俩和公婆，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绝境。这时我刚刚出生，醇王府给我找乳母，在二十名应选人中，她以体貌端正和奶汁稠厚而当选。她为了用工钱养活公婆和自己的女儿，接受了最屈辱的条件：不许回家，不许看望自己的孩子，每天吃一碗不许放盐的肘子，等等。二两月银，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
她给我当乳母的第三年，女儿因营养不足死了。为了免于引起她的伤感以致影响奶汁质量，醇王府封锁了这消息。
第九年，有个妇差和太监吵架，太妃决定赶走他们，顺带着把我乳母也赶走了。这个温顺地忍受了一切的人，在微笑和凝视中渡过了沉默的九年之后，才发现她的亲生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
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1917…1924）
一、袁世凯时代
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也听到大兵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的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愤愤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声上想象传说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贩如何在高台上表演他的嗓音，大兵们又如何用唱歌子压过小贩的叫卖……各种的音响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市街生活的图画，响声有时又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的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乾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响城”的音声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宫院里听到的，而是在毓庆宫从老师们的嘴里发出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图12受隆裕太后之命代表清廷与革命党人谈判的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1859—1916）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有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稳健持重的人们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至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没有人笑，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每天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那后山就像紧挨着梁山泊一样啦……”
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走进殿门，先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钤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琅琅，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着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三（我的生日本是正月十四，因为与道光皇帝忌辰同日，所以改成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在3月15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诒走后，国务卿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来行礼。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且派出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举行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紫禁城内，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让他们感到希望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一根辫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寓公，起了一个双关含义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在第三节里我就要谈到。
图13中坐者为隆裕太后（1868—1913）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接着，袁世凯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时他给我写了一个报告：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督国民，聿新治化，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袁世凯由于这一连串的新闻，遗老中间便起了多种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