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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的证据，虽然绍英、耆龄这些大臣一句一个“阿哈”（满语奴才），用最怨屈的声调告诉我“民党”专会利用报纸造谣生事，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的数字也告诉了我另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能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在上一章里的那个“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本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来还要谈到这次清理），可是那些经过缩小过的开支数字，也暴露了问题。从那个统计上可以看出，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当计算外，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知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何况报上今天一个盗宝案，明天一个“古物变价秘闻呢”？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福晋、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我知道这些生财之道无一不与宫中的财富有关。特别是师傅们，虽然他们也曾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了内务府，也没有人表示好感。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不配当“太傅”。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内务府三个字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的同义语。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图23溥仪（十七岁）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保留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全都谈不到！”
他又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件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
我的“车”早已由师傅们加足了油，而且开动了引擎。如果说以前是由别人替我驾驶着，而从结婚那天起我变成了当家做主的成年人，那么，现在就是我自己坐到司机座位上，向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开去了。而且，刚刚胜利地开过“遣散太监”的路口，这时无论是谁叫我“停车”也是不行的了。
我下了决心。我也有了“力量”。
我在婚礼过去之后，最先运用我当家做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肱之臣。在召见谈话中和他们的条陈里，他们都提到了“为谋恢复，必先整顿”的道理和办法。我挑选之后，被挑选者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杨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我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读书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衔。另外我又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那些打动我心弦的口头奏对都没留下记录，他们写的条陈也一时找不全，现在把手头上一份金梁的条陈——日期是“宣统十六年正月”，即金梁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写的——抄下一段（原文中抬头和侧书都在此免了）：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朝廷，以固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分也。今请次第陈之：
一、曰筹清理。清理办法当分地产、宝物二类。一、清地产，从北京及东三省入手，北京各内务府之官地、官房，西山之园地，二陵之余地、林地；东三省如奉天之盐滩、鱼池、果园，三陵庄地，内务府庄地，官山林地，吉林黑龙江之贡品各产地，旺清模鄂林汤原雕棚地，其中包有煤铁宝石等矿，但得其一，已足富国。是皆皇室财产，得人而理，皆可收回，或派专员放地招垦，或设公司合资兴业，酌看情形，随时拟办。一、清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筹有巨款，预算用途，或存内库，或兴实业，当谋持久，勿任消耗……此清理财产之大略也。
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存古物，拟将宝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一、保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宫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国闻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惟密，不能尽言……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图24郑孝胥（1860—1938）这个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陈述“自保自养二策，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入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入手”。说“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形成，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事。那时根据庄士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遗老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亲戚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刘体乾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又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国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做主，任何人也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股肱之士和心腹之臣，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末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看到过捧颂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并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日达千金。我那时认为他现在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民国十二年的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的话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我记得的是我的信赖竟使郑孝胥大为感动，后来还做了一首纪恩诗：七月十一日召见养心殿纪恩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自意转向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他提出的整顿措施，比金梁写的那个条陈更具体。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也要减去，宫中财宝的流失不仅能杜绝，另外他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而为内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做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夜值
太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可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这就不能不佩服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的本领了。他们究竟用了哪些本事，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自己就是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他是一向不问事的。至于宝熙，来的时间也很短。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地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前出现了成堆的辛亥以来的积案。郑孝胥对付这个下马威的办法是，把出这个主意的原任堂郎中开缺，把这个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