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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三国公使在“关心”我，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我日本人的“热心”，我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我又慌了。“国民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我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后来不相信的占了多数，他们都说从民国以来还没有不看洋人脸色的当局，这次国民军支持的黄郛内阁，不是也直向三国公使做保证吗？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我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我而去天津的。据他说，他在竹木大佐的帮助下，坐上京津国际列车到了天津，内战中，火车常被双方扣留，京津间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交战双方都老老实实地不敢动它。次日找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请他们出面保护我。这时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锺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介绍他去找段祺瑞，因此他知道了段祺瑞马上就会出山。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佐转来的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即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预先也看到了那个电稿。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联系，竹本大佐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立即回营报告，日兵营会采取“断然措施”。听了他的报告，又从陈宝琛那里知道了日本兵营曾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他因为怕国民军，没敢拿来），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自然，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并行的地位，而“王爷”就挤得更远了。
我也从报上看到了段祺瑞指责冯玉祥的电报，也听到了刚刚联合起来的奉军和冯军将要火并的消息，这个消息给“北府”带来的希望，简直和三国公使提抗议时是差不多的。同时，陈宝琛给我带来了日本兵营收到的段祺瑞的电报，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但宣统帝入东交民巷之意宜中止。已命冯玉祥代表进京，适宜处置。”接着（即我入“北府”的第五天），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顶戴”“功名”的胡适也不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不久，令“北府”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郛摄政内阁，在北京邀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了。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着：
乙巳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儿子垂）往迎段祺瑞于车站……三点半车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二十七日（二十二日）。……曹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龉。至北府入对。泽公、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贝子曰：若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丁未二十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台，入对。上（溥仪）赐膳，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洋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看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劭、罗振玉商购裱褙胡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祺瑞），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巳酉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以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困于宫中，囿于见闻，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赴西山……
从段、张入京之前，即黄郛内阁要倒台，冯、张冲突谣传出现时，“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了欢迎，然后分头进行了活动。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兄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是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意思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士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用我父亲日记里的话说，是“口气尚好”。与此同时，段祺瑞也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11月28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民国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一律不能发生效力。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同时，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与出宫那天说过的完全不同的谈话：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这是记者报道的文字，登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顺天时报》上，基本和我的意思一致。
《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佐那样的一切在暗中进行，它是倚仗特权合法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出“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有些其他外文报纸也有类似的文字，不过和《顺天时报》比起来，则大为逊色。顺便说一句，那时有些中国报纸也有抨击国民革命军的，尤其是张作霖、段祺瑞到北京之后，锋芒尤甚。有些“名流”，也在报上发过议论，如与我有一面之识的胡适博士，曾发表过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表示了他对“以武力胁迫”清室修改条件的“义愤”。胡适那些天经常和郑孝胥等人厮混，似乎颇能获得一部分“遗老”的谅解。他曾到“北府”来求见我，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这时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当我用黑眼珠瞅着洋人的时候，其余的人——包括曾引起过我好奇心的胡适在内，就只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
十二、三岔口上的抉择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稿。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避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一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倒是实情。
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抛开。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是三条路：一条是新的《条件》给我指出来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如果用二十年后蒋介石的术语来说，叫做“曲线救国”，而当时的原版则是“借外力谋恢复”。我站在这个三岔口上，本来一心想走第三条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着周围那群蝇子的包围，听着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样的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是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尽计划。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给我出主意，抢着给带路。
这种“带路权”的争夺战，从我进“北府”大门那天起，经过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离津去东北前，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只说在“北府”的这二十四天，也曾有过几次起伏，变过几次阵容，转移过几次重心。
起初，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松动以后，以“出洋不出洋，争不争取恢复《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