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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日本人”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一个整体。这当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的日本人，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们看成整体，是因为他们同样地“保护”我，把我当做一个“皇帝”来看待，同样地鄙夷民国，称颂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地表示愿意赞助。一九二七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一度接受罗振玉劝告，决定赴日。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本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说，日本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保护我启程。只是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后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类的口号消失了，我逐渐发现，尽管日本人的“尊敬”、“保护”仍然未变，但是在我出洋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有了分歧。这种分歧甚至达到了令我十分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罗振玉向我说：“虽然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究竟是鱼龙混杂。据日本司令部说，革命党（这是一直保留在张园里的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笼统称呼）的便衣（这是对于秘密工作者的称呼，而且按他们解释，都是带有武器的）混进来了不少，圣驾的安全，颇为可虑。依臣所见，仍以暂行东幸为宜，不妨先到旅顺。恭亲王在那边有了妥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协助，担当护驾之责。”这时我正被“革命党便衣”的谣言弄得惶惶不安，听了罗振玉的话，特别是溥伟又写来了信，我于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决心。我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立刻命令郑孝胥去给我找日本总领事，我要亲自和他见面谈谈。
郑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问道：“皇上请加藤，由谁做翻译呢？是谢介石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谢介石是个台湾人，由于升允的引见，在北京时就出入宫中，张勋复辟时做了十二天的外务部官员，后来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当秘书官，这时跟罗振玉混在一起，不断地给我送来什么“便衣队行将举事”，革命党将对我进行暗杀等等情报。劝说我去旅顺避难的，也有他一份。郑孝胥显然不喜欢罗振玉身边的人给我当翻译，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罗振玉也不会喜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或者陈宝琛的外甥刘嚷业当翻译。我想了一下，便决定道：“我用英文翻译。加藤会英文。”
总领事加藤和副领事冈本一策、白井康都来了。听完我的话，加藤的回答是：“陛下提出的问题，我还不能立即答复，这个问题还须请示东京。”
我心里想：这本是日本司令部对罗振玉说没有问题的事，再说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请示东京？天津的高级寓公也有到旅顺去避暑的，他们连日本总领事馆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对我为什么要多这一层麻烦？我心里的话没完全说出来，加藤却又提出了一个多余的问题：“请问，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吗？”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说，现在有许多对我不利的消息，我在这里不能安心。据日本司令部说，现在革命党派来不少便衣，总领事馆一定有这个情报吧？
“那是谣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说的时候，满脸的不高兴。他把司令部的情报说成谣言，使我感到很奇怪。我曾根据那情报请他增派警卫，警卫派来了，他究竟相信不相信那情报？我实在忍不住地说：“司令部方面的情报，怎么会是谣言？”
加藤听了这话，半天没吭气。那两位副领事，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英文，在沙发上像坐不稳似地蠕动了一阵。
“陛下可以确信，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加藤最后说，“当然，到旅顺的问题，我将遵命去请示敝国政府。”
这次谈话，使我第一次觉出了日本总领事馆和司令部方面之间的不协调，我感觉到奇怪，也感觉到很气人。我把罗振玉。谢介石叫了来，又问了一遍。他们肯定说，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都是这样说的。并且说：“司令部的情报是极其可靠的。关于革命党的一举一动，向来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么说，即使暗杀是一句谣言，也要防备。”
过了不多几天，我岳父荣源向我报告说，外边的朋友告诉他，从英法租界里来了冯玉祥的便衣刺客，情况非常可虑。我的“随侍”祁继忠又报告说，他发现大门附近，有些形迹可疑的人，伸头向园子里张望。我听了这些消息，忙把管庶务的佟济煦和管护军的索玉山叫来，叫他们告知日警，加紧门禁，嘱咐护军留神门外闲人，并禁止晚间出入。第二天，我听一个随侍说，昨晚上还有人外出，没有遵守我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给佟济煦记大过一次，并罚扣违令外出者的饷银①，以示警戒。总之，我的神经紧张起来了。
①这时张园管柬“底下人”的办法，根据师傅们的谏劝和佟济煦的恳求，已经取消了鞭笞，改为轻者罚跪，重者罚扣饷银。为了管束，我还亲自订了一套“规则”，内容见第六章。——作者有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忽然被一声枪响惊醒，接着，又是一枪，声音是从后窗外面传来的。我一下从床上跳起，叫人去召集护军，我认为一定是冯玉祥的便衣来了。张园里的人全起来了，护军们被布置到各处，大门上站岗的日本巡捕（华人）加强了戒备，驻园的日本警察到园外进行了搜索。结果，抓到了放枪的人。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放枪的却是个日本人。
第二天，佟济煦告诉我，这个日本人名叫岩田，是黑龙会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带到警察署，日本司令部马上把他要去了。我听了这话，事情明白了七八分。
我对黑龙会的人物，曾有过接触。一九二五年冬季，我接见过黑龙会的重要人物佃信夫。事情的缘起，也是由于罗振玉的鼓吹。罗振玉对我说，日本朝野对于我这次被迫出宫和避难，都非常同情，日本许多权势人物，连军部在内，都在筹划赞助我复辟，现在派来了他们的代表佃信夫，要亲自和我谈一谈。他说这个机会决不可失，应当立刻召见这位人物。佃信夫是个什么人，我原先并非毫无所闻，内务府里有人认识他，说他在辛亥之后，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进，和宗室王公颇有些交情。罗振玉的消息打动了我，不过我觉得日本总领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护人，理应找他来一同谈谈，于是叫人通知了有田八郎总领事，请他届时出席。谁知那位佃信夫来时一看到有田在座，立刻返身便走，弄得在座的陈宝琛、郑孝胥等人都十分惊愕。后来郑孝胥去责问他何以敢如此在“圣前非礼”，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请来，这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吗？既然如此，改日再谈。”现在看来，罗振玉这次的活动以及岩田的鸣枪制造恐怖气氛，就是那次伯信夫的活动的继续。这种活动，显然有日军司令部做后台。
后来我把陈宝琛、郑孝胥找来，要听听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郑孝胥说：“看起来，日本军、政两界，都想请皇上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加以保护。他们虽然不合作，却也于我无损。不过罗振玉做事未免荒唐，他这样做法，有败无成，万不可过于重用。”陈宝琛说：“不管日军司令部也罢，黑龙会也罢，做事全不负责任。除了日本公使和总领事，谁的话也别听！”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便不想再向总领事要求离津了。从此，我对罗振玉也不再感兴趣了。第二年，他便卖掉了天津的房子，跑到了大连。
说也奇怪，罗振玉一走，谣言也少了，连荣源和祁继忠也没有惊人的情报了。事隔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
这是我的英文翻译告诉我的。他和荣源是连襟，由于这种关系，也由于他和日军司令部翻译有事务上的交往，探听到一点内幕情况，后来透露了给我。原来，日军司令部专门设了一个特务机关，长期做张园的工作，和这个机关有关系的，至少有罗振玉、谢介石、荣源这几个人。我的英文翻译曾由这三个人带到这个特务机关的一处秘密地方，这地方对外的名称，叫做“三野公馆”。
他是在那天我接见了加藤之后被他们带去的。他的翻译工作做完之后，被罗、谢、荣三人截住，打听会谈情况。罗振玉等人听说加藤对我出行毫不热心，立刻鼓噪起来。从他们的议论中，英文翻译听出了司令部方面有人对罗振玉他们表示的态度完全不同，是说好了要把我送到旅顺去住的。为了向司令部方面的人汇报加藤的谈话，罗振玉等三人把英文翻译带到“三野公馆”去找那人，结果没找见，而英文翻译却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以后他从荣源和别的方面探听出，这是个有鸦片烟、女人、金钱的地方。荣源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他甚至侮辱过一个被叫做大熊的日本人的妻子，大熊把他告到司令部，也没有能动他。至于荣源等人和三野公馆有些什么具体活动，荣源却不肯透露。
三野的全名是三野友吉，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司令部的一名少住，常随日军司令官来张园做客。当时我绝没想到，正是这个人，通过他的“公馆”，与张园的某些人建立了极亲密的来往，把张园里的情形摸得透熟，把张园里的荣源之流哄得非常听话，以至后来能通过他们，把谣言送到我耳朵里，弄得我几次想往旅顺跑。我听到我的翻译透露出来三野公馆的一些情况后，只想到日军司令部如此下功夫拉拢荣源等人，不过是为了和领事馆争夺我，他们两家的争夺，正如郑孝胥所说，是于我有益无损的事。
事实上，我能看到的现象也是如此：司令部与领事馆的勾心斗角，其激烈与错综复杂，是不下于我身边的遗老们中间所发生的。比如司令部派了参谋每周给我讲说时事，领事馆就介绍了远山猛雄做皇室教师；领事馆每次邀请我必同时请郑孝胥，司令部的邀请中就少不了罗振玉；领事馆在张园派驻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专设的三野公馆，为荣源、罗振玉、谢介石等人预备了女人、鸦片，等等。
至于黑龙会，我了解得最晚，还是郑孝胥告诉我的。这个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前身名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战争之后，由日本浪人平冈浩太郎所创立，是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最早的特务组织，最初在福州、芝罘（烟台）、上海都有机关，以领事馆、学校、照相馆等为掩护，如上海的“东洋学校”和后来的“同文书院”都是。“黑龙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龙江”，出现于一九○一年。在日俄战争中，这个团体起了很大作用，传说在那时黑龙会会员已达几十万名，拥有巨大的活动资金。头山满是黑龙会最出名的领袖，在他的指挥下，他的党羽深入到中国的各阶层，从清末的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