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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情形，我已记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记摘录几段如后，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广泛活动的蛛丝马迹：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与其友来迎。每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日爱之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捕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大田之友僧足利净回，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付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
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匆来，遂乘电车赴大限。……岩田爱之助与肃邸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官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送至圆山公园，左阿、囗家、狩野、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诣长尾辞行。……太田来云，东京备欢迎者甚众，将先往约期。
辛巳廿五日。十一时至东京下火车。至车站投刺者数十人。小田切、高田丰村、冈野皆来帝国旅馆。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晓亦来。冈野自吴佩孚败后囗而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谈日政府近状颇详，谓如床次、后藤、细川侯、近卫公，皆可与谈。
癸未二十七日。……送过水野，复同访床次。床次脱离民主党而立昭和俱乐部，将为第三党之魁。岩田来。小田切来。大田、白井、水野、佃信夫来。山田来。汪荣宝来。……夜赴近卫公之约，坐客十余人，小田切、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卫询上近状，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九日。……川田瑞穗者称，长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坐客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副议长；桦山资英，前内阁秘书长；牧野谦次郎，（奇*书*网。整*理*提*供）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国，早稻田教授；国分青崖，诗人；田边碧堂，诗人；内田周平，能汉文。此外尚十余人。……
岩田与肃邸第十八子宪开来访，今在士官学校。……津田静枝海军大佐邀至麻布区日本料理馆，为海军军令部公宴。主席者为米内少将，坐客为：有田八郎，水野梅晓，中岛少将，园田男爵（东乡之婿），久保田久晴海军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次长南，以电话约十时会晤。与大七、大田同往。铃木询上近状，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长云：如有所求，可以见语。对曰：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求。吉田茂外务次官约午饭，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冈部长景子爵，高田中将，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宪开、李宝琏、刘牧蟾来访。李刘皆在士官学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来。与水野同访后藤新平，谈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将，野中、多贺二少将，田锅、松平皆在座，颇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户登长崎九，长尾雨山自西京来别。富冈、福田皆来。十一点半展轮。……
他在日本，被当做我的代表，受到各种热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旧交，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田八郎和吉田茂做过天津总领事，白井是副领事，竹本多吉是在北京时把我接进日本兵营的那位大任。岩田爱之助就是在我窗外放枪的那位黑龙会会员，佃信夫则是不肯在总领事有田面前谈“机密”的那位黑龙会重要人物。不管他们在中国时怎样不和，这时却彼此融洽无间地共同接待着“郑大臣”。除了这些过去曾直接出头露面的以外，那些原居于幕后的大人物，如后来做过首相、陆相等要职的近卫（文囗）、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南（次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还有一些出名的政客、财阀，此时全都出了面。也许郑孝胥和这些人会谈时，他的“开放全国之策”引起的反应使他太高兴了，所以在伪满成立以后，第一批“客人”已经走进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七、“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犹如从前的“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后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锺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曾经坐过的人，有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传，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过“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的，驻在对面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个日警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仅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饷。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直隶督办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功夫运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都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为此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①，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②，最大宗的开支即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尚不在此数。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也没有包括汽车、钻石之类项目。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