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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怔了一阵儿后，他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又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得容易回来难！”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就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今年七十一了，但在我眼里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又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写了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他显然是以我的墨索里尼自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罗马帝国必将再兴，与未来的大清帝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的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光荣。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辗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显妥帖。”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是不以为时机完全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那时资本主义刚从一九二九年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这类问题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世界自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无异幻梦，不能实现。毕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唯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适二十年整矣。此诚巧合，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矣，其权力已失。正以其权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遑论东北！以后的事实也证明，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的“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那天，我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东北各方面。照他们的话说，是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的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正好在几个月前，罗振玉又给了我一个“躁进”的印象。那一天，罗振玉从旅顺来到了天津，兴冲冲地给我带来一件出于日本浪人田野丰手笔的“劝进表”。他解释说，田野丰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旧上司高山公通联络上了，这两个日本军界的宿耆最近得到日本参谋部的委托，根据已得到的“赤党即将在奉天举事”的情报，制定了一个计划。将由白俄将军谢米诺夫率白俄武装乘机夺取“奉天”，日本军队同时给以支持，到时候并由他们联络好的东北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回满蒙”。为了实现这计划，希望我马上先提供一部分活动经费。这件事，我想可能是日本在东北阴谋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某些流氓浪人知道了事变的阴谋，想乘机打一次秋风。不管怎样，我听了却是很高兴的。但是高兴了不过两天，日本参谋部派驻北京使馆武官森纠，到天津找到郑孝胥，说田野丰的话完全是瞎吹，况且军部方面即使有此计划，也不会找我拿活动费。本来田野丰也是郑孝胥的朋友，曾是谢米诺夫集团的一员，郑孝胥听了森纠的话，他自己和田野丰的来往是一句不提，只是对我埋怨罗振玉的荒唐。所以，罗、周二人“便宜行事”的请求，也就没有得到我的允准，罗振玉的信誉在我心里又下降了一步。这无疑更形成了郑孝胥的优势地位。
郑孝胥怕的是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他们一致主张等派到东北的人回来再说，而他们也该就回来了，所以只好捺下性子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唯恐我又变了主意，又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文献：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本谋，恭折仰祈圣鉴事。窃闻凡事不密则害成。所当暗中着着进行，不动声色，使人无从窥其际。待机会成熟，然后一举而起。故不动则已，动则必期于成。若事未实未稳，已显露于外，使风声四播，成为众矢之的，未有不败者也。今皇上安居天津，毫无举动，已远近传言，多所揣测。若果有大连之行，必将中外喧腾，指斥无所不至，则日本纵有此心，亦将阻而变计。彼时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其为危险岂堪设想。且事之进行，在人而不在地。苟机有可乘，在津同一接洽；若机无可图，赴连亦属罔济。且在津则暗中进行，而易泯群疑，赴连则举世惊哗，而横生阻碍。在津则事虽不成，犹有余地以自处；赴连则事苟无着，即将悬寄而难归。事理昭然，有必至者。抑在今日局势未定，固当沉机以观变，即将来东省果有拥戴之诚，日本果有敦请皇上复位之举，亦当先察其来言者为何如人。若仅出于一部分军人之意，而非由其政府完全谅解，则歧异可虑，变象难测。万一其政府未能同意，中道改计，将若之何？是则断不可冒万险以供其军人政策之尝试。若来者实由其政府举动，然后探其真意所在。如其确出仗义扶助之诚，自不可失此良机；如其怀有利用欺诱之意，则朝鲜覆辙具在，岂可明知其为陷阱而甘蹈之。应付之计，宜与明定约言，确有保障而后可往。大抵路、矿、商务之利，可以酌量许让。用人行政之权，必须完全自主。对外可与结攻守之同盟，内政必不容丝毫之干预。此当预定一坚决不移之宗旨，以为临事应付之根本者也。昔晋文公借秦力以反国，必有栾、郤、狐，先为之内主；楚昭王借秦兵以却吴，亦有子西等归臣收合余烬，以为先驱。自古未有专恃外力，而可以立国者。此时局势，亦必东省士绅将帅先有拥戴归向之表示，而后日本有所凭借，以为其扶助之资。此其时机，似尚未至。今日东省人士犹怀观望之心，若见日本与民国政府交涉决裂，当有幡然改图者矣。今列强外相群集于日内瓦，欲借国联局面施其调停。日本不肯开罪于列强，闻已提出条款大纲，若民国政府应允，即许退兵。在民国政府虽高唱不屈之论，实则色厉内荏，恐终出于屈服之途。日本苟尝所欲，必将借以收场。若交涉不能妥协，则或别有举动。此时形势犹徘徊歧路之间，万不可冒昧轻动，陷于进退维谷之地也。观今日民国情形，南京与广东虽趋合并，而彼此仇恨已深，同处一堂，互相猜忌，其合必不能久。彼等此时若与日本决裂，立将崩溃。如允日本要求，则与平日夸示国人者完全背驰，必将引起内乱，无以自立。日本即一时撤兵，仍将伺隙而动。故此时我之所谋，即暂从缓动，以后机会甚多。若不察真相，轻于一试，一遭挫折，反永绝将来之望，而无以立足矣。皇上天纵英明，饱经忧患，必能坚持定见，动合机宜，不致轻为所摇。臣愚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密陈，伏祈圣鉴。谨奏。在这各种不同想法里，静园里越不能安静了。而同时，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
二、日本人意见分歧
还不等“静园”里对出行的事商量出一致意见来，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的后藤副领事第二天就找上了门。他们对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全知道了，总领事馆表示：他们对我的心情和处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认为最好是慎重从事，现在不要离开天津；他们负有保护的责任，不得不作这个劝告。
从这天起，这位后藤领事不是来直接见我，就是找陈宝琛舅甥或是郑孝胥父子，进行劝阻。同时，日本驻屯军的通译官吉田，却一再向我宣传，最好是立刻动身出行，日本军方是决心支持我上台的。
我在天津住了七年，对日本军政方面的摩擦、猜疑，多少是有点知识了。这时我对于军政双方的“发言权”上，也有了新的看法，这是和陈宝琛那一伙人不同的。陈宝琛一向认为文人主政是天经地义，所以他的朋友是日本芳泽公使，他的外甥专门和领事馆以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定认为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就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不同，认为能决定我的命运的，现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凭着直觉，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同时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着，攻打着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也和我的直觉印象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不但使我飘飘然，而且更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为了代表英外交部来和中国政府办理庚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因此顺便前来看望。他为了我的“前途”表示高兴。他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序文，他说将在这书的最末加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回来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励。佟济煦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