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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六、我的所见与所思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吗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地在郑、罗和诸葛神课《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卦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一致劝导下，耐着性子等待了。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我说，我在天津已写过一封，不过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显然这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
这样的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一说是石原）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一趟，也是由于听到了这个风声，所以才特意来给我作一次最后的教导，他说：“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咒骂着土肥原，咒骂着板垣，咒骂着关东军。一个瓷茶杯在我的恼恨之下变成了碎片。当然，这些举动都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形下发生的。陈宝琛师傅给我的教导，这时完全发生了作用，我一走出寝室，立刻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但如此，我还从随身带来的小件珍宝玉器中挑选了几样，交罗振玉给板垣作讨好的礼物。另外，就是根据陈宝琛上次给我进行的最后一课教导，把我认为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亲笔写下，交给郑、罗，要他们拿给板垣看。这时板垣正邀请他们到沈阳去。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条（后四条是陈曾寿后补上的）：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统系。
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在满洲有百余年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濡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趋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予之志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予虽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乏，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弊政。否则有名无实，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拿出所谓“国体”问题的定案，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之前，要最后排定“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的意思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不让他去沈阳。等到他的目的已达，再从沈阳回来，他就不管我这一套了。这种变化，从他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来：（正月）辛亥十五日（二月二十日）。旅顺电话：命赴行在……与大七同赴行在。召见，商对日本司令部措辞大略。奏曰：“共和制谢以未达，如议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须研究讨论，果无流弊乃试行；预备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内，惟以独裁君主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如议国号年号，则告以国号不可改，年号或可酌改。”上颔之……得旅顺电话云：派郑孝胥、郑垂、罗振玉、上角，明日同往奉天。
壬子十六日。奉上谕：“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卿等赴奉，当示朕无私天下之心，其次，关于我方既定办法，决不变更，且详为释导，以破群疑，钦此！”附九时半快车赴奉天，寓大和旅馆。即至司令部晤板垣。夜板垣宴于粹山酒馆。晤张景惠及诸代表。
癸丑十七日。与张燕卿密谈，使告各方代表以将来论功行赏之大意。板垣示官制及“人民保障”诸法。至行政委员会旁听。是日议国体。吉林蒙古皆主君主，奉黑龙江、哈尔滨皆主先行，未定试行之制，将来改为君主……夜附十时半快车。（郑住大连）
甲寅十八日……九时半至旅顺复命。召对。极言当借力试行……郑孝胥在日记里没记的，陈曾寿（此时住大连）的日记里记下了：十七日……苏厂（郑）、叔言（罗）自奉归。此次郑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军部邀请，上加派。雪堂（罗）到奉后，苏厂出席，上所命传之语，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郑垂向板垣言：“皇上是一张白纸，由你们军部爱怎么样画均可。”当天我还不知道这回事，但是郑孝胥由主张坚决保留国号变为向我“极言当借力试行”，即所谓借日本之力，试行先当一下没有“宝座”的“满洲国执政”，这个变化就足够让我生气的了。当我听他说完了板垣执意不肯同意“大清复辟”之后，立刻跳起来说：
“土肥原说的不是帝国吗？连帝国也不是了吗？”
“连帝国也不是。这是‘民本制’，这是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呵！”
“什么委员会！我用不着‘委员会’！我也不当什么执政，我回我的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回天津已经不容易了。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堆历史例子，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听够了，而且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我再三地固执不依，他却是胸有成竹地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七、会见板垣
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揭露，他在一九三○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