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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是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又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扶植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的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鼻子底下的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看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也很触目，再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是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来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图40板垣征四郎他说出了题目，却不立刻讲正文，而是慢条斯理地先从“张学良的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又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青白脸和忠岛比多吉的皱脸，不断表示赞同地点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这个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忠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用他的不紧不慢的声调说：“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唯有这个执政制我却是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若是由我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露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又像挨了一下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我们这样的争来争去，总也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也不着急，青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非要这个皇帝的称呼不行。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也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冷冷地说完，他就告辞走了。
这天晚上，我又和板垣见了一次面。这是根据郑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嗣瑗、陈曾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不过谁知现在日本人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他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那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似的。也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再不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是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他的“气候”：
“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做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
我愕然地看着他们每人的脸，看到罗振玉的垂头丧气和万绳的惊恐神色，我相信郑孝胥传达的话不会是假的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别人都不言语，我只听见郑孝胥一人的声音：“臣早说过，不可伤军方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我没有做声。
郑垂这时说话了：“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他这个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入虎穴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昨晚的宴会上郑垂是最活跃的一个，他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去喝酒。今天他的通权达变、将计就计论说得又是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它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但觉得很奇怪，前两天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郑孝胥看我还是不做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让我当元首，这和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自己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这时他儿子又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方，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就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又已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过了不多时候，他头顶闪着光来了。
“板垣同意了！今晚上板垣特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一块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上乃决，复命万绳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句。板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询情形，板垣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这天晚上，板垣、上角等几个日本人和随我到东北的几个遗老都出席了这个宴会。板垣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叫来了一大群日本妓女，给每人配上一个，他自己左拥右抱，拼命喝酒，斯文相全没有了。
一个日本妓女拿了一杯酒给我，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是中国人的？你是做什么的？”
板垣听见了，哈哈大笑，那女人吓了一跳，惊慌地缩了一下脖子。她的涂满了白粉的脖子和那副惊慌样，叫我想起了瓷人，我因之一下子忽然想到，我这“临时执政”也是瓷制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个粉碎……
第六章 伪满十四年（1932…1945）
一、傀儡戏开场
在板垣的宴会上，我的思想是紊乱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对自己的命运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愁。那天晚上，板垣召来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乐。他自己左拥右抱，把斯文正经丢得一干二净。他时而举杯豪饮，时而纵声大笑，毫不掩饰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还能矜持的时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脸上带着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顺利，达成宿愿”，这时，我觉得似乎可以高兴一点。到后来，随着钦量的增加，他的脸色越来越发青，情形就不对了。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板垣听见了，突然怪声大笑起来。这时我又想，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这种忧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回到我身边的时候。这些老头子得到关东军的准许，能回到我的身边来，都是很高兴的。这种高兴与其说是由于君臣重聚，倒不如说是出于官爵财禄的热衷。他们一面因我纤尊降贵屈为执政而表示悲愤，一面向我列举历史故事，说明创业的君王每每有暂寄篱下，以求凭借之必要。有了这些教导，加上商衍瀛拿来的“老祖降坛训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渐稳定下来。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随侍们给我准备香案，对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