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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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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

“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昏昏然中,我一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同时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完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也没预备讲话稿,到了时候却口若悬河。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然后大发议论。

“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我想的实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中,告诉我“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关于日本不满意郑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闻,正想找机会赶走他,现在南次郎提出这事,我立时不假思索地说,让郑退休,我完全同意,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我以为听了我两次“日满亲善论”的南次郎一定会遵命的,谁知竟碰了钉子,他向我摇头说:“不,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

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了一次牢骚。他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惹恼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脚踢开。他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做做诗。这个连骨头都被“共管”虫子蛀透了的“诗人兼书法家”,三年之后,终于怀着未遂之愿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传闻不确,他的下场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复祖业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后,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才渐渐明白过来。

六、幻想的破灭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特别是加紧了全面侵华的部署和后方的准备。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连续使用武力和制造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签订了出让华北控制权的“何(应钦)梅(津)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等密约,听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等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对国人颁布了“效睦邻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严惩之禁令。这样,日本在关内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时间一到,五省即可彻底变色。我在前面说过,这正是关内关外复辟迷们跃跃欲试的时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极”前后得意忘形的时候。然而,日本在张牙舞爪于关内的同时,它在“满洲国”内也正采取着步步加紧的措施,这些措施终于临到我这“皇帝”的头上。

在东北彻底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公平地说,汉奸们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这个措施不仅使复辟迷们得到了一定心理满足,而也成了一次发财的机缘,自郑孝胥以下的大汉奸都得到一笔自五万至六十万不等的“建国功劳金”,总数共为八百六十万元(以后每逢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如“粮谷出荷”、“献金报国”等等,必有一次“奖金”分给上自“总理大臣”下至保甲长)。我现在不想对日本的各种措施做全面的叙述,只把我恢复祖业思想的幻灭以及深感恐惧的事情说一说。

按情理说,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但是我却由于过分“陶醉”,竟没有因此而清醒过来。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还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他是在旅顺的“请愿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国元勋”之内。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省省长。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他有反满抗日活动,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以致惹恼了日本人。据说他在这次会上,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开过这个会,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

“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惊。

“死刑。”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意思是向我说清楚。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后,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应该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我连忙照办了。

凌升被处决时,使用的是斩首之刑。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我从凌升跟我攀亲的举动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于我的人,而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惟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

我由此联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为图谋复辟清朝而奔波于关内关外,如康有为的徒弟任祖安,我从前的奏事官吴天培等,引起了关东军的注意。关东军曾就此向我调查。“凌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欢这类事的,还是要多加小心为是。

日本人喜欢什么?我自然地联想到一个与凌升命运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张景惠。这实在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这伙人看的两个“榜样”。一福一祸,对比鲜明。张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欢心,代替了郑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这位“胡子”出身的“总理大臣”的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可以从日本人传诵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讲“日满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为日本掠夺工矿原料行为的“道义”根据,临末了,请“总理大臣”说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冷(蜻蜓)拴在一根绳上。”这“两只蚂冷一根绳”便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成为教训“满”籍官员的“警句”。日本在东北实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时候,在“国务会议”上要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价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一则害怕造成“民变”,另则自己拥有大量土地,不愿吃亏,因此表示了反对。这时张景惠却出来说话了:“满洲国土地多的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提案就此通过了。“两头便宜”这句话于是又被日本人经常引用着。后来,“粮谷出荷”加紧推行,东北农民每季粮食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们因为征购价过低,直接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在“国务会议”上借口农民闹饥荒,吵着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干,张景惠于是对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勒腰带”又成了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当然,不是对他们自己说的。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地对我称赞张景惠为“好宰相”,是“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我当时很少想到这对我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了凌升的榜样,在两者对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凌升事体”过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会见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纵成立了“内蒙自治军政府”伪组织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原是一个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时,他曾送钱给我,送良种蒙古马给溥杰,多方向我表示过忠诚。他这次是有事找关东军,乘机取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允许,前来看望我的。他对我谈起这几年的经历和成立“自治军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发开了牢骚,埋怨他那里的日本人过分跋扈,说关东军事先向他许了很多愿,到头来一样也不实现。尤其使他感到苦恼的是自己样样不能做主。他的话勾起了我的牢骚,不免同病相怜,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关东军派到我这里专任联络的参谋,即以后我要谈到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走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惟一的办法就是坚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一连几天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有的机器。我没有找到什么机器,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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