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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皇帝以后，曾因为祭拜祖陵的问题跟吉冈发生过争执。登极即位祭祖拜陵，这在我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吉冈说，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我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自然可以祭爱新觉罗的祖先陵墓。他说那可以派个爱新觉罗的其他子孙去办。争论结果，当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却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关上门在家里自己祭。现在事情竟然发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还要换个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尚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宗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举动解释成“屈蠖求伸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现在，日本人逼着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然而，一种潜于灵魂深处的真正属我所有的哲学，即以自己的利害为行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证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应下来。当然，在这同时我又找到了自我宽解的办法，即私下保留祖先灵位，一面公开承认新祖宗，一面在家里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灵位预先告祭了一番，就动身去日本了。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日本，时间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
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接着，裕仁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艺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在归途的车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回到长春之后，便在“帝宫”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头筑的“建国神庙”，专门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以后东北各地也都按照规定建起这种“神庙”，按时祭祀，并规定无论何人走过神庙，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按“不敬处罚法”加以惩治。由于人们都厌恶它，不肯向它行礼，因此凡是神庙所在，都成了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悄悄丢下了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关东军叫祭祀府也给我做了一套怪模怪样的祭祀服，我觉着穿着实在难看，便找到一个借口说，现值战争时期，理应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我还说穿军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赠的勋章，以表示“日满一德一心”。关东军听我说得振振有词，也没再勉强我。我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
我在全东北人民的耻笑、暗骂中，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次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那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本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诏书中的“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以后便成了每次诏书不可少的谀词。
为了让我和伪大臣们接受“神道”思想，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把著名神道家览克彦（据说是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请来，给我们讲课。这位神道家讲课时，总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有一幅挂图，上面画着一棵树，据他讲，这棵树的树根，等于日本的神道，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纶—宇，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着一碗清水，旁边立着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油醋则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均发源于日本的神道。还有不少奇谭，详细的已记不清了。总之，和我后来听到的关于一贯道的说法，颇有点相像。我不知日本人在听课时，都有什么想法，我只知道我自己和伪大臣们，听课时总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起觉来。绰号叫于大头的伪军政部大臣于深囗，每逢听“道”就歪着大头打呼噜。但这并不妨害他在自己的故乡照样设大神庙，以示对新祖宗的虔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又颁布了“时局诏书”。以前每次颁发诏书都是由国务院办的，但这次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吉冈让我亲自宣读。这是十二月八日傍晚的事。这诏书也是佐藤的手笔。
奉
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
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
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
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
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
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
我每逢见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
“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生死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做了日本首相的前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曾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屈辱，是写在“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曾和我说：
“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①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应称做亲邦。”
①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添了与伪满建交的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
与此同时，国务院最末一任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把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周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成了“日本”的代名词。
我自认是它的儿子还嫌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竟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总理张景惠代表我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分，乃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也是写在“亲书”里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要倒楣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先说了一通“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这回他没有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来，交给吉冈，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了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不久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都捐献了，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后来我去关东军司令部，见他们的地毯还好好地铺在那里，究竟吉冈为什么要卷我的地毯，我自然不敢过问。
以后我又自动地拿出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在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敛一切可搜敛的东西。
吉冈后来对溥杰和我的几个妹夫都说过这样的话：“皇帝陛下，在日满亲善如一体方面，乃是最高的模范。”然而，这位“最高模范”在无关紧要之处，也曾叫他上过当。例如捐献白金的这次，我不舍得全给他们，但又要装出“模范”的样儿，于是我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把白金手表收藏起来，另买了一块廉价表带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故意当着他的面看表，说：“这只表又慢了一分钟。”他瞅瞅我这只不值钱的表，奇怪起来：“陛下的表，换了的，这个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