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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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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

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蒋介石派来接我们的。其实,说话的不过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蒋介石移交呢!但我犯起疑心病来,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恐惧心理,我怕什么,就疑心什么。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我认为这次未去日本,没被中国人捉去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我自以为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其实这也是糊涂之极,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反苏的基地,好像可以不算在账上似的。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进了一个山峡间,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见这座漂亮的建筑,就有人小声嘀咕说:

“这是一家饭店呵!”

大家都高兴起来了。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和一些苏联军官。我心里想,那位穿便衣的大概是饭店经理吧?一听他说话,知道又弄错了。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少将的样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厉。他宣布完了命令,就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

“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在午晚之间还有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广播收音机,有书报刊物,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这比我在伪满帝宫里的生活好多了。首先,我身边没有了那个吉冈安直,没有了随时被暗害掉的危险。其次,在这里还可以出去散散步,到山上玩玩雪,这在伪满帝宫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但求活命,只要能保全性命,我的愿望足矣。

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我后半生用的。

但是,我在这里要拘留到何时呢?问不出来。会不会要引渡到蒋介石那里去呢?这个危险仍存在。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办法:上书给苏联政府。

我在苏联五年,除了口头以外,共上书三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到赤塔不久申请了一次,两月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我感到十分不安,又申请了一次,后来又申请了一次。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拘留中的伪满文官身分是抑留者,武官是战犯。

伪满的其他拘留者,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的幻想和我不同。

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士毅、熙洽等这批伪大臣也到了。大约是第二天,张、臧、熙等三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还以为是来给我“请安”,不料这些“大臣”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

“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还是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吧。”

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明白,他们在被押解来苏之前,在长春已组织好了“维持会”,于静涛是他们内定的长春市长,就等国民党来接收。我不知道这些事,也不关心这些事,对于他们的请求,我心里毫无兴趣。

“这个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我没办法说!”

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就像我真可以决定问题似的,他们说:“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儿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

他们现在不能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地乱叫起来。我被缠得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渥罗阔夫。

渥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

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

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地不死心,迁到伯力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申请。

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何以与我如此之相反,何以这样对蒋介石感兴趣。那时我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相信回去不仅保险,也许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力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风之类的病(也许是故意寻开心),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乩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有大神附体,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嘴里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知,什么时候他能离苏回家。

当然,这位大神更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在苏联,苏联翻译人员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看到旅大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经常可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我认为无论是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要回国。这些伪大臣们都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后来事实越来越真,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二、放不下来的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

从赤塔到伯力,从伯力市郊到城里,我始终是和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和一个佣人在一起的。我们这“一家人”住处是和别人分开的。到伯力之后,收容所里没有苏联姑娘做服务员,就由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洗衣服。不过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让他们再叫我皇上了,他们就用“上边”两字代替了那个称呼。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

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后来,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被调到跟其他汉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凑到一起了。更丢人的是,我连衣服也让岳父来洗。后来,自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自己也洗一点儿衣服,但他依然要抢着代劳。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包饺子吃,第一碗还是要先盛给我吃……

总而言之,我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总是和别人不能一样。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劳动,先从自己管理自己,从打扫住处讲卫生开始,但并没有要我也去做。我为了讨好,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觉一些,还能更多放下点架子,这对我思想是会有好影响的。但是我的动机既如此不纯,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来又是如此不情愿,所以,我家里的人一从另外的收容所转送回来,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复起来了。

收容所在我们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给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也分了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着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和高兴。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也很有趣味。这种趣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因此,有时也很着急,埋怨青椒和西红柿为什么不快点长起来,还常常想,这到底不如从菜铺买起来方便。这就是我的“劳动观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种子,毕竟是一颗好的种子,对我后来回到祖国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冈把我带到日本去。

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讲得莫名其妙,听得更是无精打采,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大概也救不了我的命吧?

“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都坐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在讲桌旁边),一边听着“教员”结结巴巴地讲着听不懂的什么“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

讲课的地方是个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外有苏联士兵巡逻。为了让他不至于看出我胡思乱想,我还能装得很像用心听的样子。但有的人却打起呼噜来。等我的妹夫把“国家杜马”和“克伦斯基”一讲完,这个大厅才又出现了活气。特别是晚饭后,更是人声嘈杂。几张桌子上有人噼里啪啦地打麻将,麻将牌有的是用木头自己做的,也有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我很奇怪,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有心从家里带一副麻将牌走。在走廊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的战犯那里传来“呜呜……”的日本戏的调子,楼下的对台戏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背着苏联收容所当局,在宿舍里偷着扶乩,问的大都是有关回家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总而言之,无奇不有。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东转转,西望望。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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