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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长那里回来，我心头有了一种沉重感。这倒不是因为对平生未试过的捕鼠任务感到为难，而是我由这次谈话联想起许多事情。我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消灭蚊蝇运动中，所方特意检查过我的计划，我想起了由于学会了洗衣服而受到了所长的鼓励，……所方在每件事情上对我一点一滴地下功夫，无非是为了我“做人”。可是，我却又骗了一次人，我想，即使捉到一百只老鼠，也不能抵消我的错误。
刚下班的江看守员见我在俱乐部里独自发呆，问我是不是有了捕鼠办法，并且说他可以帮助我做个捕鼠器。老实说，我不但没办法捉老鼠，就连老鼠藏在哪儿全不懂。我巴不得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在跟他学做捕鼠器的时候，我刚放下的心事又被勾起来了。
我们一边做捕鼠器，一边聊起天来。江看守员从捉老鼠说起了他的幼年生活。我无意间知道了他的少年时代的悲惨境遇。我完全想不到这个平素非常安静、待人非常和气的青年，原来在伪满时期受了那么大的罪。他是“集家并屯”政策的典型牺牲者。由于连续三次集家并屯，寒天住在窝铺里，他全家感染上伤寒，弟兄八个，死得只剩下了他一个。死掉的那七个弟弟，全是光着身子埋掉的。
我们把捕鼠器具做好，他的故事也断了。他领着我去找鼠洞，我默默地跟着他，想着这个被伪满政权夺去七个兄弟生命的青年，何以今天能这样心平气和地帮我捉老鼠？这里所有的看守员都是这样和气，他们过去的境遇又是怎样的？后来，我忍不住地问他：
“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都在伪满受过罪吗？”
“那时候谁不受罪？”他说，“王看守员给抓了三次劳工，刘看守员被逼得无路可走，投了抗日联军。”
我现在明白了，不用问，东北籍的所方人员在伪满时期全是受过罪的。
我按着他的指导，果然完成了任务，而且是超额两倍。王看守员和刘看守员听说我捉住了老鼠，都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来看我的“俘虏”，都称赞我有了进步。听着他们的称赞，我心里很不受用。这些在伪满时期受够了罪的人，把我的“进步”看得这样重要，而我却仍在骗着他们！
我每天照常到医务室工作，照常打扫屋子，给病人量血压，施行电疗，学习中医，那个矮个子日本战犯照常每天向我鞠躬。可是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中医概论》变得难解起来了，给人量血压时常常要反复几次。妹妹和妹夫们来信继续告诉了他们的新成就，屡次向我表示祝愿，盼望我早日改造好，与他们共享幸福生活。这些话现在听来好像都成了责备。
秋天来了，我们像去年一样突击制作煤砖，副所长和干部们又一齐动手给温室准备过冬燃料。我尽量多抬煤，却尽量不想让所长看见，怕听到他的夸奖。这时如果听到了夸奖是比挨骂还要难受的。
有一天，到了施行电疗的时间，我忙一些别的事，晚到了一步，已经有两个人等在那里了。其中一个是那个每次鞠躬的日本人。我知道他是每次先来的，就让他先做。出乎我的意料，他却向另外那个做了个手势，同时说了一句中国话：
“您请，我不忙。”
“按次序，你先来的。”被他推让的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说。
“不客气，我不忙。我可以多坐一会儿。”他又像解释似地加了一句：“我就要释放了。”
我这还是头一次知道他会说这样好的中国话。我给那个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弄着器械，一边瞟了那日本人几眼。只见他面容严肃地望着对面的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的视线又移向天花板。
“这间屋子，伪满时候是刑讯室的一间，”他用低低的声音说，听不出他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人说话，“不知有多少爱国的中国人，在这里受过刑呵！”
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屋顶说：
“那时候，这上面吊着铁链。墙上都是血。”他环视着墙壁，目光最后停在玻璃柜上。静默了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先生们修理这间屋子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恢复刑讯室，报复我们，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大夫先生，又以为是要拿我们做解剖试验。谁知道，是给我们治病的医务室……”
他的声音哽咽起来。
蒋介石集团的战犯病号疗完走了，我让这日本人电疗。他恭恭敬敬地站立着说：
“我不用了。我是来看看这间屋子。我没有见到温大夫，请您转告他，我没有资格向他致谢，我是替我的母亲谢谢他。谢谢您，大夫先生。”
“我不是大夫，我是溥仪。”
也不知他听见了没有，只见他鞠完躬，弯身退出了房门。
我觉着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无论所方如何难于理解，我也要把我的假话更正过来。
正在这时，老所长到管理所来了，要找我谈话。
我推开了接待室的门。书桌后是那个熟悉的头发花白的人。他正看着一堆材料，叫我先坐下。过了一会儿，他合上材料，抬起头来。
“你们小组的记录我看了。怎样？你最近思想上有什么问题没有？”
事到临头，我又犹豫起来了。我望望那些小组记录材料，想起了众口一词的小组会，我不禁想：他听了我一个人的话，总是不相信的，我说了真话，有什么好处？不过，我又怎么好再骗人呢？
“你说说吧，这次小组会开的怎样？”
“很好。”我说，“这是系统的总结思想，结论都是正确的。”
“嗯？”所长扬起了眉毛，“详细说说好不好？”
我觉得自己喘气都不自然了。
“我说的是真话，”我说，“说我有过顾虑，这结论很对，只是个别例子……”
“为什么不说下去？你知道，我是很想多了解一下你的思想情况的。”
我觉得再不能不说了。我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老所长十分注意地听着。听完，他问道：
“这有什么难说的？你是怎样想的？”
“我怕众口一词……”
“只要你说的是实话，怕什么呢？”所长神色十分严肃，“难道政府就不能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吗？你还不够明白，做人就是要有勇气的。要有勇气说老实话。”
我流下了眼泪。我没料到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这样清楚。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十一、特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
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的建议和刘主席的特赦令所引起的欢腾景象，我至今是难忘的。
广播员的最后一句话说完，广播器前先是一阵短暂的沉寂，然后是一阵欢呼、口号和鼓掌所造成的爆炸声，好像是一万挂鞭同时点燃，响成一片，持久不停。
从九月十八日清晨这一刻起，全所的人就安静不下来了。
战犯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党和政府永远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有的说，这下子可有奔头了。有的说，奔不了多久，出去的日子就到了。有的说，总要分批特赦，有先有后。有的说，也许是全体一齐出去。有的说，第一批里一定有某某、某某……。然而更多的人都明白，特赦与否是看改恶从善的表现的，因此不少人对最近以来自己的松懈倾向，有些后悔。同时也有的人口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衣物，烧掉废笔记本，扔掉了破袜子。
休息的时候，院子里人声嘈杂。我听见老元对老宪说：
“头一批会有谁呢？”
“这次学习成绩评比得奖的没问题吧？你很可能。”
“我不行。我看你行。”
“我吗？如果我出去，一定到北京给你们寄点北京土产来。我可真想吃北京蜜枣。”
在院子里的另一头传来了大下巴的声音：
“要放都放，要不放就都别放！”
“你是自己没信心，”有人对他说，“怕把你剩下！”
“剩我？”大下巴又红了眼睛，“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
他说的不错，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大概是第二天，副所长问我对特赦的想法，我说：
“我想我只能是最后一个，如果我还能改好的话。但是我一定努力。”
特赦释放，对一般囚犯说来，意味着和父母子女的团聚，但这却与我无太大的关系。我母亲早已去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最后一个妻子也于一九五六年跟我办了离婚手续。即使这些人仍在，他们又有谁能像这里的人那样了解我呢？把我从前所有认识的人都算上，有谁能像这里似的，能把做人的道理告诉我呢？如果说，释放就是获得自由和“阳光”，那么我要说，我正是在这里获得了真理的阳光，得到了认识世界的自由。
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在不久以前，我刚接到老万一封信，那信中说他的学地质的儿子，一个大学的登山队队长，和同学们在征服了祁连山的雪峰之后到了西藏，正巧碰上了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即同农奴们站在一起，进行了战斗。叛乱平息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在老万的充满自豪和幸福的来信中，屡次谈到他的孩子是生长在今天，幸而不是那个值得诅咒的！日时代。今天的时代，给他的孩子铺开了无限光明的前程。如果不是这样的时代，他不会有这样的儿子，他自己也不会有今天，他如今被安排到一个编译工作部门做翻译工作，成了一名工作人员，一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每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了。他祝愿我早日能和他一同享受这种从前所不知道的幸福。他相信，这正是我日夜所向往的。……
特赦令颁布的一个月后，我们一所和七所的人一同又外出参观。我们又一次到了大伙房水库。上次一九五七年我们来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山谷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一亿公方，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万零七百秒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