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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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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我们这次参观时,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一座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顶宽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日本战犯、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里向全体战犯发表他的感想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

一边站的是“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的中国人民,一边站的是犯下严重罪行的战犯。我心里向往的就是脱离了后一边,丢掉这一边的身份,站到前一边,即“对的”那一边来。这是我经过十年来的思索,找出的惟一道路。

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间,抗美援朝的胜利,日本战犯的认罪,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和国际声誉的空前提高,国家、社会、民族的变化,包括我的家族以及往最小处说,例如我自己体质上的变化,这一切奇迹都是在共产党——十年以前我对它只有成见、敌意和恐惧——的领导下发生的。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最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

这是需要勇气的。特赦令给我鼓起了勇气。而且对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学习、劳动更起劲了。许多人等待着下次的学习评比。食品加工组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畜牧组的猪喂得更上膘了,我们医务组消除了任何差误,甚至连大下巴也老实起来,没跟人吵过嘴。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副所长找我谈话,谈起特赦问题,问我:“这两个月你怎么想的?”

我把我前面想的说了,并且认为有几个人改造得不坏,我举出了畜牧组的、食品加工组的,以及上次学习评比得奖的几个人。

“你现在比较容易想到别人的长处了。”副所长笑着说,“如果特赦有你,你如何想呢?”

“不可能的。”我笑笑说。

不可能的。我回到屋里还是这样想。“如果……有呢?”一想到这里,我忽然紧张起来。后来想,将来会有的,还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之,希望是更大了。我不禁幻想起来,幻想着我和老万、小瑞他们一样,列身在一般人之间,做着一般人的事,我幻想着可能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个医疗单位,当一名医务助理员,就像报上所描写的那样,……但是,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需要等到人民批准了我,承认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想着未来的幸福,我几乎连党都睡不着了。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看见了台上的巨幅大红横披,我的呼吸急促了。横披上写着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简短地谈了几句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

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

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问,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

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阿,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新的一章(1956)

列车奔驰着。外面,是白雪覆盖着的平原,光明、辽阔,正如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前程。车内,我身前身后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他们坐在一起,坐在同一列客车上。我将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建设,我将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不,我现在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了。

在抚顺上车不久,身旁的一件事情立刻说明我是迈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是列身于什么样的人之间。列车员和一位女乘客搀扶着一个小姑娘,走进我们这个车厢找座位。在我身后有个空座,空座旁的一位乘客把自己的位子一齐让了出来,给她们坐。那妇女让孩子在座位上躺好,自己侧身偎靠着她,神情十分焦灼。邻座有人向她探问,孩子是不是有病?有病为什么还要出门?那妇女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原来她是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学的教师,小姑娘是她的学生,刚才在课堂上小姑娘突然腹痛难忍,学校卫生人员怀疑是阑尾炎,主张立即送医院。小姑娘的父母都在很远的矿上工作,通知他们来带孩子去看病怕来不及,直接把孩子送到能动手术的矿上医院,也费时间,于是女教师毅然做出决定,立刻带孩子搭这趟客车去沈阳。站台人员让她先上车后补票,同时叫她放心,他们将打电话告诉沈阳照应她们。这个简单的插曲叫我想起了陶渊明说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今天已不是少数人的胸怀。我更想起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成为现实。我现在所迈进的社会,我现在所参加的行列,原来比我所想象的更高更美呵!

十二月九日,我来到祖国的首都。这是我别离了三十五年的故乡。在辉煌壮丽的北京站台上,我看见了三年多不见的五妹和二十多年不见的四弟。我和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听到叫喊“大哥”的声音。这是前半生中,妹妹弟弟们从来没对我叫过的称呼。我从这一声称呼中,感到了在自己家族中也开始了新的生命。

我告别了伴随我们来的李科员,也告别了同行的老孟。老孟是我们同所的蒋介石集团的八名蒙受特赦的战犯之一(连我和前伪满将官郭文林,抚顺管理所赦出共十人)。他和前来迎接的妻子走了。四弟给我提起那只黑皮箱,五妹和老万走在我两旁,我们一起走出站台。在站外,我对着站台大钟,掏出我的怀表。离开抚顺前,所长从我献交给政府的那堆东西里面拣出这只表,叫我收下,我说这是我从前用剥削的钱买的,我不能要。所长说现在是人民给你的,你收下吧!这是我在一九二四年从父亲家里逃人东交民巷那天,为了摆脱张文治,在乌利文洋行想主意时买的那只法国金表。从那一刻起,开始了我的可耻的历史。如今,我让它也开始一个新生命,用北京的时间,拨正了它的指针。

所长发给我这只表的那天,对我们蒙赦的十个人说,你们回到了家,见了乡亲们和家里的人,应该给他们道个歉,因为过去对不起他们。他说:“我相信,家乡的人会原谅你们,只要你们好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我到了五妹和老万的家里,所长的话完全证实了,同院的每个人对我都是和蔼可亲的。第二天早晨,我很想和这些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就参加了打扫。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找不着家门了,结果走进一个陌生的人家。这家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十分热情地把我送了回来,并且告诉我用不着道谢,说“咱们还是街坊,就不是街坊,新社会里帮这点忙又算什么呀!”

我还见到了七叔七婶,堂兄堂弟和妹妹、妹夫们。我从七叔这里知道了家族最新的兴旺史,知道了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情况的发言。我听到了亻斤大哥的古琴,看到了他给我写的字。他的书法造诣确实又达到了新的水平。我还欣赏了亻间五哥的花鸟新作。我去看了二妹,这时她已办起了街道托儿所,据现任邮电部门工程师的二妹夫说,二妹现在忙得连头晕的老病也没有了。三妹夫妇,四妹、六妹夫妇,七妹夫妇,我也都看到了,三妹夫妇在区政协正参加学习,四妹在故宫档案部门工作,六妹夫妇是一对画家,七妹夫妇是教育工作者。更激动人心的则是第二代。过春节的那天,数不清的红领巾拥满了七叔的屋里屋外。在已经成为青年的第二代中,我见到了立过功勋的前志愿军战士、北京女子摩托车冠军、登山队队长、医生。护士、教师、汽车司机。更多的是正在学着各种专业的和读着中学的学生。这里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其余的人无一例外都在争取获得这个光荣的称号。这些成长起来的青年,又是那些带红领巾的弟弟妹妹们心目中的榜样。

我还会见了许多旧时代的老朋友。商衍瀛在卧榻上和我见了面。他是文史馆的馆员,因为老病,说话已不清楚。他见了我,面容似乎还有点拘谨的严肃,挣扎着要起来。我拉着他的手说:“你是老人而且有病,应该躺着休息。我们是新社会的人,现在的关系才是最正常的关系。等你好了,一块为人民服务。”他脸上拘谨的神色消失了,向我点头微笑,说:“我跟着你走。”我说:“我跟着共产党走。”他说:“我也跟着共产党走。”我更见到了当过太监的老朋友,知道了他们许多人的近况。他们正在民政局为他们专办的养老院中安度晚年。

我第一天见到的人差不多都说:“你回来了,要到各处去看看,你还没逛过北京呢!”我说:“我先去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我是早已从电影、报刊以及家信中熟悉了的。我从银幕上看到过举着各项建设成绩标牌的游行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还看到过这里节日的狂欢活动。我从报刊上还看到过交通民警在这里领着幼儿院的孩子们过马路,看到过停在这里的“红旗”牌和“东风”牌小轿车。我知道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个月之内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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