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他们开始问是否有人有问题时，我只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因为我的问题将肯定是一堆废话，对此，我感到尴尬。洁芮非常心直口快，而且绝对无所畏惧。那是洁芮好的地方，这对我们大家都好。
秋天以来，爱玛成了我们的一员之后，我们一直不断地跟鲍勃、克里斯和奇克唠叨，想从他们那儿得到某种约定或者合同，但是，他们总是跟我们拖延。没有一个人被告知我们被录取了，我们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每星期60英镑，仅此而已。既然他们看到了别人也对我们感兴趣，情况就不一样了。突然话就成了：“糟糕，我们没有让她们签约。”而对我们来说，这则是：“狗屎，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签约。”
“等到我和我爸爸谈过之后再说，”几天以后，当装有法律文件的信放到我们的门垫上时，我对其他人这么讲。
我还没有提到的是，在我们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梦想的人。其实，在60年代，我爸爸曾经在几个演唱组呆过，名叫“音韵”和“卡尔托”。痛苦的经历使他对合同有了深切的认识。通过某种渠道，“音韵”结识了乔·米克——乔·米克之于伦敦正如布赖恩·爱泼斯坦（甲壳虫乐队经理，原为利物浦一唱片店老板）之于利物浦。乔·米克是经纪人兼作者——他的钱大部分都是从一曲《通讯卫星》赚来的，1962年“龙卷风”乐队演唱这首歌时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如何，他为这支乐队进行了预演选拔，并且说他想和我的爸爸签约。不是那支乐队，只有他们的歌手，托尼·亚当斯。那么当然，他签了。他的第一首试唱歌曲名叫《别样红》，他和一个名叫“防暴队”的演唱组联合录制了这首歌。我爸爸正在排练B面的时候，他听到了乔·米克去世的消息。乔·米克的工作室在郝罗威一家皮具店的上面，是一间改建了的卧室，他的房东太太就是皮件店的老板。事实上，爸爸前一天晚上还去了一次。
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乔·米克的公寓里有一支猎枪，这支猎枪是他的另一个通俗歌星海因兹的，他在“龙卷风”乐队唱歌。他之所以买这把猎枪，是因为他的歌迷们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而他实在招架不了了。乔·米克一定是和房东太太吵了一架——我爸爸说他们更像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他们总是要给对方送一些礼物——那天晚上；他们吵架的时候，他开枪杀了她，然后上楼自杀了。
现在因为我爸爸已经和乔·米克签订了合同——虽然乔死了，但是合同没有终止——他不能和其他任何人签约。
托尼·亚当斯在合同终止前不能做任何事——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面临同样问题的另一支乐队是“蜂房”。这个乐队的女鼓手蜜儿想单飞，但她和我爸爸的境遇一样，无法单飞。
假如他没有参加乔·米克的预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音韵”甚至在莱森戏院演出，在汉堡有预约，就像甲壳虫乐队一样。但是乐队里有一个人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他是惟一有正式工作的人，他在邮局工作。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从来。没去过汉堡，这就是为什么我爸爸参加了乔·米克的预演，以及为什么乔·米克死后他进入了电气批发行业的原因。
几年前，我爸爸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他还保存着那首原声试唱的录音带。妈妈说录音带在阁楼里，于是（没有告诉爸爸），我找到了这些录音带，一卷一卷地搜索，竟然找到了《别样红》，把它录到CD上作为他过生日时的惊喜。这张CD听起来声音嘶哑，歌也很老，录制的质量很差，但是，至少他感觉很好，为此，他非常开心。“音韵”现在还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搞一些慈善演出。
那么，关于鲍勃和克里斯的合同我爸爸说什么呢？
“这就像把百镑大钞往火里扔，忘了吧。”
那场展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把我们介绍给了那些有兴趣和我们合作或者为我们写歌的作者和圈里的其他人。我们还在和奇克、克里斯、鲍勃说我们想唱自己的歌，但是他们不加理会——不过，他们并不阻止我们大部分晚上创作自己的歌。马特和毕夫是两个因为那场展示来找我们的作者，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好像乐于和我们合作，而不是仅仅为我们写歌。他们的真实姓名是马特·罗伊和理查德·斯坦纳德，他们和“东部17”合作很多——真正的流行歌星。从第一次见面起我们就相处得非常好。他们迅速了解了我们的背景——不是告诉我们干这干那，而是倾听我们想做什么，而且并不认为我们的想法一无是处。以前没有人这样对待我们过。对他们来说，我们确实与众不同。在我们之前，有男子演唱组、有摇滚乐、有麦当娜、有凯莉，但是那些几乎已成为过去。我们是5个疯狂的女人，彼此平等但是各有个性。我们要征服世界。
他们的工作室叫“大力房”，位于科腾路——就在市中心。从美敦赫德到那儿，我们得开车穿过伦敦，在车里你能感受到那种兴奋。这幢建筑外观十分破旧，工作室本身也比较小，和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完全不同。
毕夫（即理查德）主要搞歌词和旋律。他人非常夸张，金发，总是微笑，总是很开心——是你曾经想见到的最和善的人。起先，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害羞，但是，当你了解他以后，你就发现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十分可爱。马特负责音乐方面，他钢琴弹得极好。在长相上，他们俩的区别非常大：一个又矮又胖；一个又高又瘦。马特看着就像没戴眼镜的“邮差帕特”。（对不起，马特，我真的爱你。）那就是生孩子带来的烦恼，你开始通过孩子们的眼睛来看整个世界。
那么，我们的进展如何呢？与马特和毕夫一起工作有点像集体讨论。自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们，情况就一直是这样。我们走进工作室，他们打开马特正在加工的音乐，如果你喜欢，可以叫它伴奏乐，用来定调、定节奏、和弦结构——诸如此类。接着，我们就开始哼一些旋律。这个怎么样？行，其他某个人说。听起来不错？是的，那么用口述录音机录下来。我们都有便笺簿和笔来写下一些想法、词、印象——无论是什么。接着，一个人可能说，这个怎么样？——唱了一句。这也许只是一个短语，也许表达了一种情绪。7个人在一起，可能会闹哄哄的。
在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仍然感到有点受了冷落。我知道我想成为那个小组中的一员，但是其他人都比我自信得多：爱玛有数年的工作经验；梅尔·B是绝对的天不怕、地不怕；梅尔·C想到一个调子，就可以让它真的适合演唱；洁芮有一种“我才是女孩儿，看着我”的自信——她甚至在和马特调情。这真让人害怕——就像一丝不挂地站在房间里。尤其在排练的早期，我的贡献没有后来的多。事实上，就《想要》而言，大部分工作我都没参与。
我们整个星期都和马特、毕夫一起创作，但是，到星期五晚上，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因此大家同意周末继续。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马克的某个亲戚结婚，他对我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我去参加这个讨厌的婚礼。我对姑娘们说我真的不想错过什么，但是，她们说：“不，不，不，你必须去。”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洁芮许诺。（洁芮和我刚买了手机，大得可以当警棍用。）“别担心。我会让你准确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但是我确实错过了。婚礼在托盖附近的什么地方，从洁芮给我打电话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我在这儿干什么？好像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马克那个讨厌的家庭里的事。
她太好了，每5分钟给我打一次电话说：“你认为这个想法怎么样？你认为那个想法怎么样？”但是不在那儿我就是无法忍受。因为尽管她们说这没关系，但这确实有关系。在电话里说“是的，我喜欢”或者“那个我不能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几乎要哭了，后来我确实哭了。因为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如此完美。那曲《想要》就是我们，这是关键。
这确实不一样，因为到录音、表演、演唱的时候，所有的部分都被她们分掉了。是的，我有一些伴唱，但是一点也不重要。每次我们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一个不知趣的第三者站在后面无所事事。
我经常对妈妈说：“上帝啊，他们会说我什么都没唱。”
她会说：“别担心，维多利亚，没有人会注意到。”但是，他们确实注意到了。直到今天，他们总是以此来攻击我：“‘高贵辣妹’，那个什么都没唱的人。”
第八章 邦妮和克莱德
克莱德（电影名，又译《雌雄大盗》。影片主人公为邦妮·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不庆祝你的21岁生日？让他们说奇克·墨菲对他的姑娘们不好？”
奇克为我举行的宴会事实上比我真正的生日早了一个星期。1995年，我的生日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为此，妈妈在里兹大饭店安排了午后茶会，接着是看《西贡小姐》。
鲍勃和克里斯早在三个月前就给了我们合同让我们签字。我们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就这么拖着。
是的，把我们聚到一起的是他们，但是，从那以后每件事全靠我们自己。我们有精力，有个性，清楚自己的梦想。我们所有人都有不同形式的创造力，合在一起，我们能够征服世界。但是我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做：写我们自己的歌、穿我们自己的服装、主宰自己的一切。问题只是要找到一个实现的途径。
奇克和他的朋友沃利开着劳斯莱斯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克伦威尔造币厂”，这是肯幸顿一家只为会员提供服务的赌场。赌场的地面一律采用闪光的黑色地砖铺设，到处是镜子，四壁的霓虹灯从绿色变成蓝色，又变成紫色。一切都非常80年代，非常像《迈阿密龙》中的风格，非常艳丽。
但在当时，这似乎已经富丽堂皇到了极点。
大楼的顶层饭店——那家赌场的一部分，是中国式的饭店。虽说好多年来我习惯了和家里人一起在中国餐馆吃饭，但是，这一家好像，哇噢。忘了绿茶和淡啤酒。这里有香槟，还有你能吃多少就有多少的食品。接着，在那顿饭的最后，他们拿上来一块蛋糕庆祝我的生日。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发起的，反正有个姑娘拿起一块蛋糕——更像是奶油蛋糕——隔着桌子扔过来。我坐在那儿想，你们在干什么？接着，其他人也加入了。片刻之间到处都是奶油和飞来飞去的蛋糕。
所有我能想到的只有我那崭新的套装。这是在克伦—米兰买的，很深的紫灰色：裤子、小背心还有上装。我记得去了洗手间，头昏脑涨，因为我满身都是奶油，我拼命地想用手纸把它擦掉，那儿只有手纸。我一点也不觉得兴奋。
他们只要把衣服扔进洗衣机就行了。但是我能想到的只是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身上的气味将会多么令人作呕，而这本来是为我举办的晚会。所有这些都表明我现在的变化有多大：如果现在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会第一个拿起蛋糕扔，并且会跳到桌子上。
坐在那儿，看着他们相互扔蛋糕，这一刻时间好像凝固了。我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所有人，就像是一幅宣传照片。爱玛穿着充满朝气的白色连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