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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说的还是翻斗车。他编的故事已经有变化了。
严现在我正翻过那堵墙，“他说。又说，”噢，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东西在闪光。接着就是是你的照片框。
但没有照片，他说。我说那不要紧。我可以重放一张照片，但那个照片框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还能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可能是我的吗？
“没了。”
“你肯定吗？”
但他坚持说没有了。我所知道的是，他只不过是在他家的后花园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
他同意将照片框交给马克·尼波里特，他确实做到了。
但后来警方插手此事，他们把它带走作检验。我再次见到照片框是在法庭上。
2000年4月底，足球赛季快结束了。当大卫得知那个赛季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他将不上场时，他没有告诉我，却决定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和大卫总是为对方准备一些小小的惊喜。
我们经常谈起要再买一只狗。“扑费”和“史努比”都已长成了大狗，非常凶猛的警卫犬——我都不敢把手指伸进新房子那里的狗舍的网眼里。我当然也不会让布鲁克林靠近它们。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只长满绒毛的白色狮子犬，我们；常说要从动物收容所领回一只来。
因此当大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我肯定那是一只狗。我当然问他了，但他只是笑，那种模棱两可的笑。
但是我确信是一只小狗。因此，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半是兴奋——我可以带着它到处逛了——半是害怕：我连一个婴儿几乎都对付不了，我如何能分身去照顾一只小狗呢？第二天早晨，大卫说在他告诉我秘密之前，我们得把他妈妈送到机场——她一直在这儿帮我们照顾布鲁克林。
我们确实去了机场，但我们没去动物收容所，却飞到了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到了肯纳和南希·贝里（肯纳·贝里为“百代”唱片公司的执行官，南希·贝里为美国维京唱片公司副主席）的家。我们在婚礼前一个星期去过那儿。这就是那个惊喜。大卫悄悄地把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预先收拾好，让马克提前送到机场，把它们装上了一架他已经安排好了的私人飞机。几天来他一直在盘算安排一个活动——到某个靠得住的地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状况。他先想到的是迪拜，但接着他就决定那儿对布鲁克林来说太热了。只到昨天夜里，他才最后决定去托斯卡纳。
当我们在比萨降落时，猜猜怎么了？一群摄影记者和等在那儿要签名的人。这简直让我受不了。我为他们签名，努力想面带微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好司副主席。
像有人已经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这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都不知道，甚至大卫也只是在那天早上才确定下来的。租给我们飞机的人——是我们绝对相信的人——也不知道。
马克知道。
这句话落在我的心口，就像老式自动售货机里的水果掉出来一样，发出一声闷响。
切斯特动物园那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比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但这一次，完全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马克。然后我又想起了莫斯迪克。我一直在想除了旅行社的人没人知道我们将去莫斯迪克。但马克知道。
还有另一件怪事儿。上飞机时，我问大卫为什么不带上马克？大卫告诉我，马克说了没必要。马克说：“你们在意大利会没事的。”
在意大利会没事的？谁都知道意大利是世界绑架之都。
马克知道。
又一声闷响。
尽管事情已对得严丝合缝，我还是不断想起他如何以孩子的性命发誓说不是他泄的密。我没见过他的孩子，他离婚了。如果他有孩子的话，没有哪个父母会这么说，会吗？我在想，他曾说过会替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
我将它置之脑后，我总有这种想像力。如果我听任自己这么想下去的话，我能把二加二算成十。我们会有一个不错的假期。阳光明媚，布鲁克林正是戏水的年纪——在曼彻斯特体育中心，他已经能和我们一起游泳了——而且第一次感觉到没有保镖在身边真好。
“玩得开心吗？”马克到机场接我们时问道。
“好极了，谢谢。非常开心。”确实如此。大卫在那儿过了生日，我为他的生日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声不响地安排双方的父母一起出来跟我们共度几天。
我们到肯纳和南希·贝里的别墅去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说：要是我们父母也能来住几天就好了。因为尽管他们显然见识过豪华的旅馆，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食物、装修，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讶。
我还得订购些礼物，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不在英国庆祝他的生日，当然也没有随身带礼物。
起先，我想不出该买什么。后来我给威廉姆·亨特打了电话，他是个男装设计师。大卫非常喜欢他的服装。我请他寄一些西服来。然后我又给我们的朋友布鲁斯打电话，他在西奥·方奈尔珠宝店工作。请他把我先前订的耳环给我寄来。
大卫对此一无所知，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什么都不能让他知道。因此在他生日这天的早晨，我们走下楼梯，工作人员真是很周到——前厅充满了气球——惊讶，惊喜。不仅有气球，还有他爸妈和我爸妈。他们前一天很晚才到，而大卫没听到一点动静。
这是个完美的生日。首先，我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一整天我们都懒洋洋地呆在游泳池边消磨时光。晚上，我准备了一顿生日晚餐，有大卫最喜欢的食物——他在意大利只吃这道菜：意大利面食和奶油豌豆，甜点是蒂拉米酥。晚餐如此丰盛，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给四十个人做饭，而意大利人就是那样，做什么都慷慨大方。后来我们邀请为我们精心安排了每件事的全体职员与我们同饮。
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大卫出去买外卖。正在这时，前门的蜂鸣器响了。是马克。他通过门上的对讲电话说：他能上来吗？他想说些事情。
他进来后，发现大卫不在家。“他一会儿就回来，”我说。
马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你瞧，”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为你们工作。但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吃了一惊。我们已经开始完全依赖他了。他什么都做，从开车到取干洗衣物。许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私人助手，而不是一个保镖。
“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不是那样的，他说。是因为他父亲。“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我不想这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
“如果多休假会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我说。
他摇摇头。
“我只是需要这段时间来陪伴他。但我不想让你为难。我会陪你去美国。回来后，我再找个人替我。”
我们原定两天后去洛杉矶。我、大卫和布鲁克林。我要去做我的专辑——说到“我的专辑”这几个词，我得习惯用这样的字眼，而不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骗子——马克按原计划将与我们同行。
“但如果你父亲真的生病了，你肯定不会愿意在洛杉矶闲逛。”
我真的感到惊慌失措，一直希望听到电梯声——但大卫还没有回来。
马克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卫时，他也像我一样吃惊。那洛杉矶之行怎么办？我们已为马克订了机票，因此我们决定他还是跟我们去的好。
洛杉矶一直是个社交的好去处。因为当“辣妹”刚出道时，在维京工作的许多人现在都以加州为基地。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见过大卫，因此这是我们出双人对的好机会。我通常一个人或带我妈妈或露易丝去参加那些聚会。
最终，我很高兴马克能与我们同行。他做了所有关于安排车和预定餐桌的活儿——这些正是大卫不好意思去做的。马克还说，当我们出去时，他很乐意照看布鲁克林。这对布鲁克林有好处，在他这个年龄，夜里睡醒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在陌生的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会害怕的。马克说他反正也想看看录像，在我们房间看跟在他的房间看没什么两样。
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夜，南希·贝里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令人炫目的好莱坞聚会。马克自愿照看孩子。但当我让他进我们的套间时，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进来的时候，我转过身，看他走向大卫，我看着他的衣服：棒球帽，白T恤，灰色的迷彩裤黄色的衬里，膝盖处皱巴巴的凑在一起，大卫有时就会这样。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学着大卫的方式穿衣服。我感到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看上去滑稽，他确实很滑稽——大卫能那样穿，因为他年轻，可是马克·尼波里特已经35岁了，而且看上去有40岁。不仅如此，马克·尼波里特似乎还在仿效大卫的个性。
我看着他的眼睛，觉得好生奇怪。有这么一句话，你身边走过去一个鬼影。真的有那种感觉。
当我们一直走到走廊里马克听不到的地方，我们俩放声大笑。因为大卫也意识到了什么。马克·尼波里特——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的模仿者。我想说，求求你了别这样。但进了汽车，我感到有点凉飕飕的。我确定那样怪异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晚会设在南希和肯纳·贝里在贝尔爱尔的房子里——莱尼·克拉维茨的新专辑发布会。这是一次真正的好莱坞式的聚会。许多魅力十足的人们走来走去，很随意但是很酷，颇具摇滚歌星的风范——莱尼·克拉维茨戴着那种大大的太阳镜穿过人群。我经常给大卫说起这样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一起出门参加聚会真是件乐事。
大卫和莱尼说话时，我正和维京公司的一个熟人聊着。
几分钟后，她说她希望我不要误解，但她想告诉我一些事。
“那个为你工作的男人，”她开始讲。
“你说的是马克·尼波里特？”
“对。我觉得你该知道他与我的助手说过两次话。每次都问她，她或她的什么熟人是否愿意跟他去旅馆开房间。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些，维多利亚，”她继续说道，“你想像不到我有多尴尬，但我本以为你该知道这件事。”
让她尴尬？我的意思是，我正努力让这儿的人们把我看作一个独唱艺术家呢。
当然我向她道歉，她说我没什么好道歉的等等。但我吃了一惊，十分震惊。我只是不能理解。我想问，这家伙怎么了？我越想越觉得他近来举止怪异。像大卫那样穿衣只是冰山一角。他开始喜欢和我说话，没话找话说。这不像他。在一次去美国的旅行中，他告诉我他买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减肥药丸，问我要不要。他知道我当时饮食无序。向一个饮食无序的人提供减肥药丸无异于向一个正在康复的酗酒者提供一瓶伏特加酒。幸而我没理他。但马克本来就不该这么做。他变得好忘事，总是匆匆离开，说是把什么东西丢在什么地方了——房间里、汽车里。有一次他甚至说他的备忘本丢在了飞机上。这就是那个“井然有序”先生。发生什么事了？真是个谜。
我决定不告诉大卫，他玩得正开心，我不想搅了他的兴致。回到伦敦再说吧。而且不管怎么说，马克·尼波里特就要走了。我开始想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我和大卫只到伦敦，而马克去曼彻斯特见他父亲。他说周三会再过来，把他安排好替换他的人带来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