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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束身上衣，非常非常紧，把你的胸脯挤得高一些，把你的腰部束紧，突出你的臀部。我喜欢女人化妆、做头发，穿紧身、性感的衣服，我喜欢人们穿着有个性的衣服，做一些与潮流有区别的事情。
巴斯克衫之所以总是受到我的青睐，一个原因是虽然我的体型较小，但是我的腰从来不是最小的。如果我身上有什么需要锻炼，那就是我的腰、腹部肌肉。那不仅是因为生孩子的原因，还因为我的臀部一点也不丰满，我的身体上下是一条直线，所以，我需要借助什么让我看起来有一副女性的体形。就在几个月前，我穿着战斗服，帽子压得很低，有人走过来称我“先生”，以为我是个小伙子。
我想那就是我喜欢高跟鞋的原因：它们能改变你的重心，让你行走起来有女人味儿、性感。如果你穿上四英寸的高跟鞋，即使你一点胸脯都没有，你看起来也不会像个男孩儿。
我也喜爱魅力，我爱适合我的手包，我爱短裙子——就我而言，越短越好——我要么穿平跟鞋，要么穿特别高的高跟鞋。我的高跟鞋肯定比伊梅尔达·马科斯（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妻子，生活奢华，有鞋若干）还要多。我最喜欢的皮鞋设计师是吉娜和莫罗·伯拉尼克。莫罗·伯拉尼克为我制作了结婚时穿的鞋，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吉娜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埃伊丁·科达喜，穿着西服的样子就好像他在银行工作，但他是个非常好的家伙——如果我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就会为我定制。去年我过生日时，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送给我一双高跟牛仔靴，鞋头和后跟是蛇皮的，在鞋帮上部用水钻拼出“维多利亚”字样。那双鞋式样很夸张，但是很漂亮。现在他们甚至生产一种靴，称为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靴。刚穿时显得很有朝气，而且新鲜，但是穿了几次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敢说，就过时了。
我的手提箱失窃后，吉娜为我提供了所有的鞋，而且不要我付钱。他太棒了，自从有了“辣妹”组合，我就一直请他为我做鞋。鞋跟总是很高，只能摇摇晃晃地走几步，所以穿着那样的鞋我从来没机会正正规规地跳舞。
我为演唱组带去的是魅力，我喜欢这么想。我的个性非常非常夸张——所以当我们在伦敦一家名叫G·A·Y。的同性恋俱乐部表演《心神迷乱》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他们喜欢我夸张的行为以及内在的魅力，在那种氛围下我感到十分放松。
梳妆打扮本身也有一点像表演——但是我喜欢认为我在白天的着装比较随意。几天前，我出去时穿了一条腰围32英寸的巨大的男裤，用一根漂亮的小肚链松松地挂在臀部，上身穿一件紧身短T恤，乳房被挤得快到脖子了。我并不想说我是最值得信赖的化妆师，但是现在我确实有了更加随意的一面，那得感谢大卫。
在化妆方面，我很幸运，能够听到一个职业化妆艺术家所有的新东西、新观念。我因此才能试试这、试试那，看看哪个效果好、哪个效果差。
还有头发，幸运地是我有一个顶级发型师为我选择最恰当的发型。并不是说有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一定会去做。我会听听人们说什么，充分考虑一番再做决定。但是我喜欢在错误中学习，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一直那么做，我当然犯过错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至少那些头发得是我自己的。我把头发加长是因为一些很实际的原因，但是有一天我醒来想，我怎么会认为那个东西适合我的？我要立刻把它们去掉。我就会这么做。其他姑且不说，即便那是真头发，那加长的部分真讨厌，而且大卫也不能忍受让它在枕头上靠着他。
我和大卫在穿戴问题上观点非常相似，虽然我的裙子经常比他的理想长度更短、我的上衣领口也许比他真正喜欢的要低。
我们第一次穿相似的服装是在一次范思哲晚会上。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因此没有专门买任何服装，但是我们知道其他每个人会为他们的服装计划几个星期。所以我对大卫说——我们都穿上黑色的皮裤子、黑色摩托皮茄克、黑色靴子、白色上衣——让我们来一次统一着装。
就算我们全裸着去也不会引起更大的轰动。那时没有哪一对夫妻出门穿同样衣服的。我记得我的婶婶和叔叔经常穿同样的衣服，我总是想，真是两个大傻瓜，他们以为自己看起来像什么？当我的妈妈和爸爸告诉我他们经常穿相配的T恤时，我能想到的只有那该多土气啊。但我从来没有自认为很酷。我几乎喜欢做些荒唐的事，再设法让它显得很时髦。
我和大卫总是讨论如果我们要做什么事，而且可能要一起拍照，那么我们应该穿什么。比如，大卫从来不愿意穿粉红色和橘黄色，而我从来不穿棕色和红色——除非我们试图表达什么。
自从2000年春季，大卫一直忙于他自己的两件事，一件是他的书，另一件是独立电视台的记录片。它们在10月都问世了，而且证明在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方面是又一个里程碑。书本身倒没什么，这基本上是一本咖啡桌上作摆设的书，里面有很多照片，照片上的大卫看起来忒棒。关键是他上了“帕金森”访谈节目。
1999年我做过“帕金森”访谈节目，我认为那让我摆脱了“厌食辣妹”的标签。与那儿的众多访谈者不同，迈克尔·帕金森似乎认为他的工作就是让你显得很有趣。大卫访谈节目的第二天，那情形就好像，我的上帝，谁会想到大卫竟然是这么好的一个家伙？我想媒体本来已经相信了他们对大卫的那些可怜的偏见，他们本以为大卫的脑子长在踝关节附近的某个地方。
几周以后的记录片与此情形一样，人人赞许。这部记录片的播出距大卫被选为英格兰队长对阵意大利队的时间约一周。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意料。那天晚上他正呆在加利·内维尔的屋里，我不在的时候，他经常这样——我当时正在伦敦工作，住在我妈妈家里。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彼得·泰勒刚刚打电话让他做队长。彼得·泰勒本是莱斯特城队的主帅，凯文·基冈退出后，他执掌了英格兰队的帅印。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见到过大卫如此激动。做英格兰队的队长一直是大卫的梦想。几个星期前，他已经担任了曼联队的队长，但是他说这只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做。因为大卫总是有一说一，我想他并不是谦虚。
但是英格兰队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大卫被选中领导他的国家队。对大卫来说，这是他最意想不到的荣誉，我只是感到心头涌起一阵阵的爱意和自豪。这个人在1998年7月曾经是英国最不受人欢迎的人，甚至就在六个月前，他还被看作是“国家的累赘”。
我不能到意大利观看那场比赛，因为“辣妹”将去斯德哥尔摩，在MTV音像颁奖典礼上演出。但是我们像往常一样整天都在电话里交谈，或者发送文本信息，我告诉大卫在瑞典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在意大利发生的事。
后来我和大卫一起在家里观看了那场比赛的录像。也许那是不一样的兴奋，但是我的脸上始终傻呵呵地挂着笑。
我感到那么、那么自豪。经过了四年，我开始真正喜欢看足球了。我有点明白越位的规则了。
过去，每当谈到这个球员、那个球员的时候，我就会岔开话题，但是现在我发觉我在听。你们知道吗，尤塞比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只穿4号的鞋子，跟我的脚一般大。
我并没有说我对足球的热衷程度能和大卫的妈妈、爸爸相比——我感觉没人能和他们相比。我想，自从大卫开始踢球，他踢的每一场比赛泰德都从不错过，甚至桑德拉也只漏了一两场。足球是他们的生命。只要曼彻斯特有比赛，他们就会到场——有时一周来两次——所有的客场比赛他们也都去看，无论在哪儿。但是假如布鲁克林成了一个球员，我知道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可是，如果让我完全说实话，我想我宁愿布鲁克林干点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人们会一直拿他和大卫——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相比。那将永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你不会希望这种事落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甚至现在布鲁克林对足球的喜爱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了，显然，我恐怕非得让他继承他爸爸的事业了。他在厨房里刚走上几步，就站起身，把放在那儿的一只玩具熊踢到了厨房地板的另一端。他喜欢去看他爸爸踢球。我不知道布鲁克林是否认为他玩足球和大卫在球场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我只知道他就是喜欢足球。踢球是他的第二天性。
大卫的记录片的拍摄大约历时九个月。我们尽可能不让布鲁克林在记录片里露面，因为我们想尽量不让外界多了解布鲁克林——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会给他招来足够的麻烦。我也很少出现在里面——只有在公寓里的几个片段。事实上，非常有趣的是摄制组总是让我换上不同的衣服，结果好像我参与了更多的片段。
他们问及我们的事业，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们俩对对方的事业都非常支持。我知道对大卫来说，要想开心，他就得踢出高水平的球来。而我想让大卫开心。他所从事的职业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这只是你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大卫也一样。他只想让我开心，虽然我想他希望我每天守在家里，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但是他知道那会发生的，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2001年1月，手提箱的故事结束了。那位“翻斗车”马克经查明是马克·奥利弗，他在两起指控他销赃的案件中被判有罪。我的一些衣服出现在他姐姐的衣橱里。我被传唤为该指控的证人，但是有一半时间我感觉审讯的是我，辩护方律师想就在翻斗车里，或是垃圾堆，或是后花园里找到相片框这件事发现我的破绽。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太紧张了。我在想，紧扣这一点，某个卑鄙的家伙偷了我那该死的手提箱，那是关键。你们搜查了那家伙的房子，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我的衣服，而现在你们却设法让我听起来像个罪犯，那家伙反倒是个好人，就因为他告诉了我他找到了我的手提箱和我的一些书。
被指控的另一个人是马克·尼波里特。所幸的是我无须见他——法庭让我们呆在不同的房间里。对马克·尼波里特的刑事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已经被取消了——夏天他曾被拘捕，因怀疑其煽动他人进行谋杀恐吓。
民事案的结果要好得多。马克·尼波里特说我们找不到他的保密协议的原因是他从来没签过这样的文件，而他对1999年11月初那张空白协议上的签名一无所知，那个时间正是我们说他签字的时间。而律师所做的司法测试表明那确实是他的签名。
该测试和导致取消对吉尔福德四人案的有罪判决所采用的技术是一样的，用一个叫“爱思达”的东西，即静电检测仪。他们搞了一个叫“拓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签字的笔迹就可以用作法庭证据了。最后，这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忠实是保镖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至少这个鉴定结论表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