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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大会是十分重要的国际机构，朱学范的胡作非为，几乎全部推翻了中国工会在国际间的合法地位，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震撼人心的大新闻，全国各地总工会遂而爆发极强烈的反对，抗议与驳斥。各地报章一连多日，长篇累牍的刊登各地工会正式声明，对朱学范有所主张或声讨。朱学范的大胆妄为，激怒了全国工人以至全国同胞。暗中鼓掌称快的，唯有在大陆处处引起漫天烽火的共产党徒。京、沪、平、津、渝等各地总工会和全国性的中国海员总工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等团体，正式向国际间发表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指出：
（一）香港为中国行政权未及行使之地区，香港的工会与中国并无关联，因此郑重声明在香港的「劳协」是冒名组织，坚决否认其代表中国之权。
（二）朱学范的「劳协」理事长业已解职，复涉及经办美国援华捐款贪污罪嫌，经重庆总工会告发法院提起公诉，朱学范卽潜逃抵港。──他业已丧失一切中国工会之会籍自亦丧失代表中国工人或工会的资格。
（三）欢迎世界工会联合会派员来华考察，多多了解事实。中国工人的愿望，厥为与世界各国爱好自由民主工人团结一致，认清目标，共同努力。
紧要关头亲赴香港
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政府由于朱学范阴谋窃占，无法获得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邀请，而会期在迩，照往年旧例派代表团去吧，一定会和朱学范「派」的代表团闹成双胞案，贻笑国际，有辱国体。不派哩，总不能任让朱学范个人胡闹捣乱，使全国所有工会陷于不获国际承认的地位？经过有关单位再三集议的结果，于是决定采取一连串的措施。
我国出席第三十届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代表正式产生，可是除开政府代表以外，雇主代表和劳工代表的名单，已与上届大不相同。
政府代表李平衡、包华国，顾问吴秀峰、李晏平。
雇主代表庄智焕，顾问朱家让。劳工代表安辅廷，顾问刘松山、黄昌汉。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下令通缉朱学范，外交部则考虑吊销朱学范所持有的外交护照。以上两项，都是依法亟应办理的必要措施。
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厥在如何阻止朱学范赴欧洲开会，虽然眼见朱学范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我方也不能不做最后的努力。因此，杜月笙便在三十六年三月，天寒地冻，海上波涛险恶的时候，不顾气喘重症，力疾赴港，随行人员有顾嘉棠、庞京周等。
杜月笙一到香港，朱学范亲往迎迓，杜月笙住在蓝塘道严惠宇家中。当下，他的意思是旣往不究，他叫朱学范回上海，自有工作给朱学范做，一切问题，由他负责。朱学范便慨然答道：
「先生的命令，我当然服从。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愿意回上海工作。」
不过，接下去朱学范又说，问题恐怕不如老夫子所想的那么简单，换一句话，就是他做贼心虚，难免心惊胆跳。朱学范反复申说他回上海会出事体，其中提到：
「现在政治局面已完全不同，我回上海，祇怕也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而我有案在身，贪污案情节重大，可以判处死刑，说不定我还会有生命危险呢。」
说到这里，使杜月笙都不免煞费踌躇，胜利以后，他自己也是吃够苦头来的；此时此境，确实是叫他难以「言话一句。
于公于私，陆京士等香港消息，万分着急，因此乘杜维藩南下侍奉杜月笙之便，他写了一封长信，恳恳切切，劝朱学范务必「悬岩勒马，回头是岸」，许许多多说过了不知多少遍的话，不惜一赘再赘，尤其重要的，是他反复再三，安慰朱学范，请他放心，祇要他迷途知返，一定会有人为他缓颊。陆京士强调的说：万不能逞个人意气，而自毁前程，陷于不忠不义！
人心都是肉做的，朱学范得了陆京士这封长信，心里当然是很感动，可是无论杜月笙和陆京士怎么苦口婆心，恳切劝勉，朱学范始终由于心有内愧，想来想去，还是不敢回上海。
因此他开始和陆京士通讯，说明他的处境，心情与当时的计划，从香港、西贡到巴黎、伦敦，一路上都有信给陆京士。这位落入共党圈套，不得不毁弃一切，投入魔窟的杜氏爱徒，在这举世瞩目的迢遥旅途之中，诚所谓：「一步一徘徊依依不忍去」，从他对陆京士所吐露的心声，充份显露其内心的矛盾挣扎，煎熬痛苦。朱学范的信中语句，在在流露变节者的深切悲哀。
三月十四日，朱学范再向杜月笙痛陈他的处境险恶，及其内心种种疑惧。杜月笙则百计安慰，仍然叫他回上海。最后朱学范以生命危险为词，坦然说出了：「我没有死的勇气！」使爱他如子的杜月笙听了，也不禁为之怃然，因此，他应允了朱学范的最后要求，让他留在香港，等杜月笙回上海更进一步安排妥当后，再叫他回去。于是朱学范作书覆告陆京士，兹志其原函全文如次：
「京士吾兄：维藩兄带下手示，拜悉一是。师座初来之时（指杜月笙专程赴港），曾提及返沪一点，弟于原则上赞成返沪工作。且此议出自
师座之命，弟当然服从，且弟亦愿意返沪工作。惟事实并非如是简单，第一，弟法院有案，第二，弟将来如何工作？当时李大超兄参加谈话时，弟曾提及许多实际问题。现在政治局面已完全不同，弟返沪也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昨日师（指杜月笙）嘱暂时留港。世界工联拟派代表团赴日，弟亦被推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弟曾函外交部特派员及广九总支部，此乃官样文章，于此情形下，政府『当然』不准弟前往参加。
外界谣传以为兄与弟已分裂，实际非然，目的则一，惟所经之道路曲折不同耳。现时弟要提倡的祇有二点，卽民主政治与自由工会，这均在三民主义范围之下之原则，弟为这一种理论而奋鬪。兄于工运努力廿余年，当亦能同情这个工运论调的眞蒂，当然于此时政党纠纷之下，无法开展工作的，弟拟于理论文化上做一些工作。吾兄目前实际困难与环境复杂，弟十分同情与深切了解。吾兄与弟已有二十余年之关系，彼此了解深切，谊同手足，且多在
师座指导之下工作，一切多承关照协助，至为感激，还请
宥谅，专此卽请
台祺弟范上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嫂嫂均此」
在这封信里有一处显著的错误，由此可见朱学范当时的闷瞀忳忳，方寸大乱。那便是当时正三十六年三月，他却写成了三十五年。
投共者的矛盾痛苦
朱学范发出这一封信后，不久杜月笙便遄返上海，再为爱徒连络安排，而朱学范倒也能恪遵师命，在香港等候佳音。直到翌月中旬，滞港将近一月，忽有一日，他坐黄包车由西而东经过皇后大道，突被汽车撞上，使他一觔斗摔下地，稍微受了点伤，于是便由闯祸的将他送进玛丽医院，住院治疗。
时值英国国会访华代表团访问竣事，道出香港返国，他们听说有一中国「民主人士」，在港遭遇神秘车祸，受伤住进医院，因而便手捧鲜花，齐赴玛丽医院慰问。香港各报各通讯社，认为这是很好的政治花边新闻，于是翌日中外各报，纷纷揭载。又演成了一段口耳相传，街谈巷论的「热门消息」。
其实，今日事过境迁，就事论事，益以本文提出的种种证据，可以说明当年各报绘声绘影的「神秘车祸」，政治因素，迫使朱学范投入共党怀抱，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因为，以常识而论，有意撞车杀人，尤其是汽车撞黄包车，在香港皇后大道上，朱学范能够不死，仅受轻伤；在事实上决无可能。其次，倘若此说勉可成立，那么，朱学范四月中旬违背师命，自香港潜赴法国，他一路上写给杜月笙和陆京士的信，百分之百会提起这件「神秘车祸」，而以此作为违命出走的口实。
然而，朱学范自香港而西贡、巴黎、伦敦，一共给杜月笙写了两封信，陆京士则收到四封，除了他在西贡致杜月笙一函，不知散失何方，在其余的六封信里，决无一字一句提到车祸的事。
不仅如此，据朱学范信中直承，他的「不得不走」，系与「外交部施以压力」有关。朱学范在巴黎致其乃师杜月笙函中曾谓：
「……这次在香港，本来不拟来欧，尊（遵）嘱留港，后来自
师座返沪后，香港外交部办事处已在设计吊销生之护照，并要港政府交涉，解送重庆法院归案。生怕港政府挡不住，同时他们（指港府）示意要生卽离港，在这种情形之下，生祇有离开香港到法国。……」
四月十六日，朱学范自西贡致陆京士一函，他在函中劈头便说：
「京士吾兄：本月月初以后，外交部继续施以压力，结果弟不得不走。弟为本身生存，决不愿做无谓牺牲。弟当时没有走的打算，所以这一次很突然苍（仓）卒，而所带的钱祇有几百元美金，这一次出去，是列次最惨的一次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要我走，要我离开，就是身无半文，也得走。……」
在上一封信发出一个半月后，朱学范到了巴黎，又有长信给陆京士，再度追述突然离港的经过，他说：
「……这一次离香港，也是出于突然，我正在外交部办事处接洽赴日本去的事，（在前一封发自西贡的信上，朱学范提到有关于他赴日一事的缘由，原文如下：『……这一次世界工联赴日代表团，弟是代表之一，结果弟未能邀准，无法参加。但是弟决不在报上作一些宣传工作，这无非希望政府对弟有一些谅解，同时也不要使
师座、开公（吴开先）与兄处境太难。结果政府也没有谅解我，逼得弟只有离港赴欧这样与（于）政府没有益处的，而弟更不愿在外面国际上再有什么攻击。但是我到了欧洲不得不说几句话，我不能装哑子。事实上弟不得不走，而心理是矛盾的，但是这是出于被逼，有什么办法呢？……』）后来知道政府要扣留我的护照后，同时向港政府交涉，押送重庆法院。我与律师请教，照贪污的条文可能判十五年到死刑罪名，弟正眞（眞正）贪污可能不判死刑，而因政治关系而加以贪污之名，可能判重刑，一条就是死刑。弟为生存起见不得不避开，弟对于死还没有勇气！所以这一次走实为求生存，弟不愿死，这一点弟求吾兄之谅解弟这样做也许使师座、开公与吾兄更困难，但是弟要求生存，有什么办法呢？弟实内心痛苦得很。」
朱学范口口声声说他是被逼出走，实际上所谓贪污罪可能判死刑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莫名其妙。姑置杜月笙南来所携的保证不论，卽令保证无效，朱学范旣然并未贪污，他怎可能因贪污罪处死？而且以杜月笙十八年来待他之恩泽深厚，杜月笙怎肯拉他往死路上走？
唯一被他指为事实的是「外交部要扣留护照，向港府交涉押解送重庆法院」。实则这两件事依他的说法也是在进行阶段，是否属实，无从求证，而且卽令千眞万确，那么，便在他这同一封信的后段，他竟「为政府打算」，跟陆京士讨论起如何制止如他这种伪代表的办法，眞是匪夷所思，千古奇谭。朱学范这一封信的后半段说：
「我们是好弟兄，好朋友，弟回想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