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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有家奴名叫左车，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却是膂力过人。每次出战，他都紧跟在哥舒翰身边。哥舒翰擅于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惊然回头，便趁机直刺咽喉，顺势挑起敌尸五尺多高，再摔在地上。左车立即下马，斩敌首级。主仆二人一直如此配合，甚为默契。敌军见此，无不心惊胆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宋朝大学者苏轼对此有诗吟道：
“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魂。”
哥舒翰曾率兵追击敌军，但由于战马受惊，陷于河中。这时3名吐蕃将领前来刺他，他大喝一声，三将吓得都不敢动。不久救兵赶到，将三将全部斩杀。哥舒翰威名由此可见一斑。有一首假托“西鄙人”所作的《哥舒歌》在陇右一带广为流传：“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对哥舒翰的信赖和赞颂。这首五言绝句后被选入蘅塘隐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中。
玄宗在位期间，极喜边功。天宝六年（747年）七月，诏河西、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今青海乐都）王忠嗣去攻打战略要地石堡城（又名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己任，认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旧唐书·卷一百零三·王忠嗣传》）王忠嗣的态度引起了玄宗的不满。
同年十月，好大喜功的玄宗改派将军董延光攻打石堡城，让王忠嗣配合。王忠嗣不得已出军，但不积极相助。董延光因到期未能攻克石堡城，担心皇帝责罚，便将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宰相李林甫一直忌惮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王忠嗣会入朝拜相，早就开始“日求其过”，这时候便趁机落井下石，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玄宗最恨朝臣与太子结党（他自己没有想过，太子是他的亲生儿子，皇位早晚是太子的。关于皇权下父子的微妙关系，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闻奏大怒，立即将王忠嗣召回朝中，下狱审问。
玄宗召王忠嗣入朝后，因久闻哥舒翰大名，又召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入朝前，并不知道玄宗召见他的真正目的，还以为是因为上司王忠嗣下狱一事。有人劝他随身多带一些金帛，以相机营救王忠嗣。哥舒翰坦然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极为慷慨，周围人深为他的气度折服。于是，哥舒翰一个人只背了一个包裹，前去长安。
进京途中，哥舒翰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老上司下狱待审，而他自己也是前途未卜。
天宝六年（747年）十一月，唐玄宗在华清宫召见哥舒翰。二人谈得非常投机，玄宗决定用哥舒翰取代王忠嗣。于是任哥舒翰为鸿胪卿（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官职），兼西平（治西都，今青海乐都）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陇右节度事。
不久，审讯王忠嗣的官员为迎合上意，判王忠嗣死刑。哥舒翰听到消息后非常吃惊，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根本不听，站起来打算走入内宫。哥舒翰在后面叩头相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地为王忠嗣申冤。玄宗看到哥舒翰赤诚之心出自肺腑，颇为感动，于是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将王忠嗣贬为汉阳（今湖北汉阳）太守。一年后，王忠嗣在任上忧郁而终。经过这件事，朝廷上下都对哥舒翰称赞不已，夸赞他是个忠义之人。哥舒翰不但救了王忠嗣的性命，还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他也从此成了权势极大的封疆大吏。
天宝七年（748年），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在青海湖建神威城。因为城就修在吐蕃军前，使吐蕃军倍感压力，因此倾全力进攻。不久，神威城被吐蕃人攻破并毁之一旦。哥舒翰重新夺取神威城后，又在青海湖的龙驹岛上修筑应龙城，与神威城遥相呼应。随后，哥舒翰一改唐军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一举攻克战略要地石堡城。然后以石堡城为前沿阵地，继续将战场推向吐蕃腹地，终于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到后来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只能是“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了。吐蕃当时是大唐最难对付的邻国。最终哥舒翰使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哥舒翰治军严厉，“三军无不震慑”。在攻打石堡城时，负责攻城的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因没完成任务，险些被哥舒翰斩首，后来二人在宽限日期内攻占了石堡城，方保住性命。哥舒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严格治军是分不开的。
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元稹都有吟诵。李白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天宝十二年（753年），玄宗封哥舒翰为凉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并正式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封为西平郡王。此时正值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杨国忠得知哥舒翰与安禄山有矛盾后，就想方设法扩大哥舒翰的职权，以与安禄山抗衡。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杨国忠大力举荐，玄宗拜哥舒翰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杨国忠与劲敌哥舒翰的联盟，确实让安禄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直接促使他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王病死。吐蕃派出使节，要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也派出使节去吐蕃，吊唁故王，册封新王。此时，在中国西部边境，吐蕃的威胁似乎都已经被遏制。哥舒翰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大量军队内调，又即将揭开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来对唐朝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神策军也是由哥舒翰所创。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奏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皆今甘肃临潭西）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还只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策军奉命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战乱平定后，神策军因原驻地已经被吐蕃占领，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唐朝的禁军。之后，神策军屡次参与平定藩镇割据，抵御外族的侵略，成长为唐朝劲旅。但由于神策军军权为宦官所控制，由此引发了宦官擅权的局面，甚至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
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玄宗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与汉朝的兵制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将全国人口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批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政府有财力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