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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八岁在本镇读小学。学校规定，学习成绩在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交学费。父亲说他并不是聪明学生，但为了争取免费，给家里作个交代，只能用功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吃完饭便立刻返回学校住宿，为的是学校里有灯可以看书自习。在校7年间，父亲每年都能争得班级前三名的成绩。
1937年6月父亲小学毕业。由于家境每况愈下，爷爷为了保障大伯能在保定六中继续读初三，想让父亲弃学经商，到天津当学徒。可是父亲太想读书了，便想找一个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学校继续学习。经努力考取了公费的保定工业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后可进工厂当工人。
正当父亲准备到保定上学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百里之外卢沟桥的炮声隆隆，搅得人们惶恐不安。9月初，国民党参战部队开始撤退，有一支部队经杨村南下，在拒马河上架设了浮桥。日本飞机在追击国民党撤退部队时，连续数日对杨村渡口狂轰滥炸。瞬间，家乡被战火硝烟笼罩。年仅15岁的父亲也被国民党抓了伕，强逼给一连长挑行李，走了十几华里，连长看他年少力单，才将他放回。
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大规模退却，使保定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时间沉沙泛起，鱼龙混杂，以抗日为名的各种势力纷纷活跃起来。这其中有真正的抗日队伍，有自卫性质的联庄会，还有土匪和各种帮会势力，他们各霸一方，扩充地盘。1938年春，定兴当地的赵玉昆将几个村子里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拉起一支队伍，赵玉昆本人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冀中定、易、徐、涞军分区司令（赵后来投降日本当了汉奸）。1938年6月，大伯带着父亲参加了这支部队。
在这里还要提一笔我的大伯阎伯泉。大伯1918年生人，“卢沟桥事变”时正值保定六中升初三。在我们老阎家，大伯可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是阎家门的希望，也是老阎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小时候听奶奶说，那时候大伯从学校回家，穿着西装裤（当时农村还大多穿勉裆裤），白球鞋，夹着网球拍，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由于在保定府上学（当时的河北省会），早早接受新思想，成为进步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反日浪潮高涨，保定府已容不下一张读书的课桌，他便回乡参加了抗日队伍，并将自己的弟弟——我的父亲带到部队。
参军不到一个月，日军对杨村镇进行了“扫荡”，一把大火把整条商业街烧光，家里的杂货铺也未能幸免。此时大伯和父亲正在家中看望奶奶，被日军围堵在村中。家人极为恐慌，奶奶和大妈（大伯已成家）强迫大伯和父亲脱下军装，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躲过此劫。大伯妥协了，扒下军装埋在水缸下面。父亲却坚决不从，他跳出后窗，利用地形与鬼子周旋，冲出了包围圈。大伯却因老婆拖后腿就再也没回部队。解放后家人偶提这段经历，都说如果不是一念之差，凭大伯的学识，如能坚持到革命胜利，其职位不会比父亲低（平津战役时大伯在北平王府井照相馆当会计）。当然，这都是后话。日军的残暴更坚定了父亲抗日的决心。
1938年9月，父亲被派到高丽镇干训队学习军事，内容主要为队列、站岗放哨等一般军事常识，教官均是国民党旧军人。年底毕业，被分配到24团5连当见习排长。3个月后，5连在反“扫荡”中散了一半。这时冀中军区向赵玉昆部调干，父亲和其他7人被选中。1939年2月，他们在河间找到了冀中军区，随后被编入参训队，开往冀西，由120师教导团代训。
参训队学习生活是正规、紧张、愉快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战术、测绘，更多的是政治。120师李贞同志（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多次给参训队上课，主讲中共党史，这时父亲才真正接触到中国共产党。这期间，班长郭伯海对他影响很大。郭伯海参加过长征，是120师译电员，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常给父亲讲述长征中贺龙、关向应英勇作战、艰苦奋斗的故事。随着对党认识的深入，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0月在班长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习期间，120师在参训队驻地附近城南庄与日军打了一仗，参训队都被动员起来，站岗放哨，做后勤工作。父亲觉得小小年纪就参加战斗，很是自豪。
1939年冬，参训队结业。回到冀中后，父亲被分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当见习参谋，半年后转为正式参谋，从这时起便奠定了他一生作战参谋的生涯。
1942年日军多次对冀中进行大扫荡，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冀中主力部队撤出了平原地区。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冀中军区机关精减缩编。1943年初，父亲被调入冀中军区教导团。约半年后，中央军委决定，冀中几个主力团向晋绥转移，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和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去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父亲从教导团调出，随吕正操转到晋绥军区，在司令部任作战参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吕正操受命进军东北。父亲离开了晋绥，随吕正操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司令部当作战参谋。从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沈阳撤退，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和四野南下诸战役，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成立中南军区、广州军区。父亲从参谋、副科长、科长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处长（后改为作战部，这中间除1955年5月至1956年7月曾调任41军12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一年后又被调回作战部），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69年5月调军委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1970年4月王扶之接任作战部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审查，才结束了他作战参谋的生涯。
在这33年军旅生涯中，父亲基本上是在司令部做参谋工作，而且没有离开作战部门。早期我军的司令部业务比较简单，作战任务基本上是由首长根据敌情亲自决断的。在冀中军区当参谋的主要任务是：行军打仗负责给首长准备地图，布置作战室，在作战室值班做一些上传下达的工作。在冀中军区三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任参谋长。第一任参谋长李英武是吕正操从东北军带来的一个营长，旧军人习气浓厚，生活上爱摆谱，动不动就对下面发脾气，大家特烦他，参谋们私下给他起外号李大架子。后两任参谋长是沙克和孙毅，两任科长是关联熏和高存信。这些首长们对年轻参谋都能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促使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成长。
到晋绥军区后，参谋长是陈漫远。当时晋西北形势好转，我军对敌斗争主要方式是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发动群众，袭扰敌人，陈漫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父亲根据上级要求，经常深入下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这期间，虽然经历了一次大扫荡，晋绥司令部被日军烧了，但我军根据地生活还是相对稳定的。部队大生产运动搞得很红火，作战科也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种些胡麻之类的农作物。
父亲认为，在他的参谋生涯中，真正学到点东西还是在东北。1945年刚到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先是肖劲光，后由伍修权接任。因伍修权常在东北局给彭真当俄文翻译，日常工作实际由副参谋长聂鹤亭主持。聂鹤亭是个老资格，南昌起义时曾和林彪在一个连队，聂鹤亭是一排排长，林彪是二排排长。尽管这时林彪已当了民主联军总司令，聂鹤亭却还常把这段经历挂在嘴上，时不时还在科长、参谋们中间炫耀一下。1946年7月“七七”会议后，刘亚楼接任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
刘亚楼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他很注重将苏军司令部的工作经验运用到民主联军司令部建设中来。到这一阶段，父亲才比较多地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参谋长对参谋人员要求很严格，强调必须熟悉业务，掌握情况，有问必答，特别是对自己的部队，要了如指掌。当时作战科主要任务是在大政方针确定后，按参谋长要求到各部队传达任务，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每天根据战场发展情况和首长的作战意图向有关方面发通报。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分前后两部分，前指设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父亲长期在前指工作。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参谋长要求作战科长们到首长那里和秘书们住在一起，及时了解首长意图，以便组织有关保障和通报工作。遇有典型战例（成功的或失利的），都要派他们去总结经验教训。
辽沈战役前后，父亲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任副科长，是林彪作战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一直跟随林、罗、刘行动。在辽沈战役前，为了隐蔽行动意图，指挥部除对部队提出要求外，还要派出专人去传达任务。曾派科长尹建去二纵传达秘密包围义县的任务，派父亲秘密组织三纵、特纵的火车输送，派参谋处长苏静到锦州前线去总结经验，到塔山前线去督战等等。对于总部这些隐蔽战略行动企图的作法，一些纵队首长很不理解，父亲到三纵传达命令时，纵队司令韩先楚曾问父亲，为什么不使用电报？整个战役期间，处长、科长们几乎没有见过面。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在北宁线的锦州至昌黎段首先打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急令东野林、罗、刘三位首长率指挥机关由双城向锦州方向前移。9月30日，前指在机动过程中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故，幸而父亲及时发现，才避免因事故而引起的严重后果。
罗帅去世20年后，在后人为他撰写的《罗荣桓传》中对此事曾有过简单的叙述：“……开进中在道里江桥发现国民党的潜伏电台，火车又向东南开到拉林车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向哈尔滨开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行车路线？既然是中央命令东野指挥机关迅速南下锦州，为什么已发现敌情还不迅速摆脱，却在哈尔滨周围来回折腾，反而增加了东野指挥机关暴露于敌的危险？其实罗帅并不了解实情。
按父亲的话：严格地说，那应该算是一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了解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很少，后来一些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辽沈战役期间，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统管，“前指”专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由哈尔滨铁路局统一调度。
由于当时长春、沈阳几个要点尚在国民党军占领中，为了行车安全和隐蔽战役企图，火车必须绕道运行。按计划：“东野前指”的专列由双城出发，到哈尔滨后沿滨洲线向西北开进。到齐齐哈尔南面的昂昂溪掉头南下，经白城子、双辽、再往西南下阜新，然后转乘汽车去锦州前线。
9月30日晚11点左右“东野前指”专列离开了双城。为了防备敌特破坏，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哈尔滨局只知道有一列普通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