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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轿车驶到钓鱼台国宾馆大门口，停了下来，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迎上前去，查看通行证后，方才放行。轿车驶进大门，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奇#書*網收集整理面有用红漆临摹毛泽东主席颇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轿车顺着用道绕过屏墙，往里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身穿人民解放军陆军干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抓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许某下车后，从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写的便条，走进别墅，递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工作人员，对方看了看，便把他引进了客厅。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身穿紫色毛衣、外罩丝棉背心的康生走进了客厅。许某连忙迎上，做自我介绍后，说：“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嘱要我代她向您老问候！”
康生“唔”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做了个姿势示意许某坐下。
许某坐下后，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开腔道：“康老……”康生不客气地打断道：“你的来意，江青同志在电话里已经讲过。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计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
许其额外沁出了冷汗，公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是！是！我把情况向康老汇报……”许某奉命求见康生，是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体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处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形势，急需大批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于是决定让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后关押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内的党的干部按照国民党的规定办手续出狱。这些干部遵照党中央指示出狱后，积极投入工作，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事当时经中央集体讨论所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人在历史上应当说是清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却有人提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央文革小组遂决定进行专案调查。然而，专案调查的工作却开展得疙疙瘩瘩，不甚顺利。江青听许某汇报后，指手画脚发号施令道：“这事应当去向康老请教，康老是专案问题的专家、权威，没有搞不定的专案！”
于是，许某便来钓鱼台拜见康生了。
许某把调查情况择要汇报完，正好十分钟。康生听了，在镜片后面转动着眼珠子，嚅动着嘴唇嘟哝道：“没有章法……战线铺得过宽……没有找准知情人……”见许某打开本子准备记录，马上阻止：“不许记录！”
许某连忙合上本子，连钢笔一起放进公文包。
康生突然问：“你会写文章吗？”
许某不知所措地回答：“凑合着写过几篇，不过水平极其有限他还想往厂说，却被康生打断了：“搞专案就像写文章！要有材料，有了材料还要会取舍。取舍，懂吗？”
许某茅塞顿开：“晤，懂！懂了！”
康生打了个哈欠，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拭泪水，边动作边说：“‘北平反省院’的事，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弓长张，以前在‘北平反省院’管档案的。凡是进过反省院的人，他应该都清楚他们在里面的表现；。这个人解放初期住在天津，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去查一查，听说他很会刻图章。”
其实，康生说得出此人的姓名、地址，就在几年前，他还派人去天津向那人“借”过一幅米芾的字。但是，即便是江青本人来问他，他也只会说这些，这是康生风格，也是阴谋家的风格。
许某离开钓鱼台后，立刻去见江青，把康生的话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晚上，江青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张××这么一个人。
谢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没问题，不论死活，都一下给您找到！”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谢富治只好点头：“好的。”
但是，谢富治没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让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张××时，这个人已经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行凶者，正是两个月后越境逃苏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博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军帽。”
根据这个叙述，可以想象傅索安当年乃是一个比较俏丽的高个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农村认了一位“干娘”，这个举动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傅索安鉴于当时特别讲究“家庭出身”，而自己并非出生工农兵家庭，底牌不硬，所以在讨论总部领导班子时，采劝让贤”方针，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统统让给别人，她只担任常委，为七人领导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这个常委却有着决定整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方针大略的权力。她所让贤推举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视她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会上她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根据傅索安的布置，“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并了本校的十四个造反组织。到1967年8月，“横空出世”的成员已达一干一百多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造反组织。
“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人对傅索安心怀不满。渐渐，这两部分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于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总部全体委员会议上发动袭击，提出改组领导班子，并当即实施。结果，傅索安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除了常委职务，会议念其创建组织有功，保留她的总部委员的头衔。
傅索安被这个突然袭击搞了个措手不及，气得发昏。当天晚上，她独自缩在卧室中的床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面临的情势。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个选择：一、接受这个事实，在委员这个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业。二、退出“横空出世”，从此不问造反之事，当逍遥派。三、仍留在“横空出世”，和新领导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经过一夜考虑，最后决定作第三个选择。
当天下午，傅索安以个人名义在“横空出世”总部里面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一次触目惊心的政变》。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大字报里，披露了上一天那个全体委员会议的内幕，傅索安愤怒地指责：“一小撮阴谋家”搞这次“政变”是“别有用心”，是“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是“帮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及走资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写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别为：金国安、费磊、李白波、王慧珍、陈冬芳。这五人都是傅索安当初发起成立“横空出世”时的积极响应者，也是总部的第一批成员，自称“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这一炮在“横空出世”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许多红卫兵暂停和对立派的“派仗”，将注意力转向本组织内部。总部新领导班子见势不妙，立即作出反应，又是座谈会，又是大字报，又是广播，向众部下说明事实真相，阐述观点，安抚军心，稳定形势。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也是大字报大标语忙个不停。六人决定抱成一团，和本组织头头坚决斗争到底。金国安提出：“我们干脆成立一个战斗队，名义上属于总部下面的，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赞同。
傅索安考虑下来，说：“不用成立战斗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仅是代表我们有统一的观点。这样，别人支持我们时不必心存顾虑，被头头疑为已经参加我们的组织。”
金国安想想也是，便点了头。其他几位也赞成。众人便开始商量名称，但是，议来议去都是“战犹酣”、“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