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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一家饭店，但设施远不及克格勃的招待所。当晚，人人都喝了不少烈性酒，大吃了一顿由牛羊肉做成的各种菜肴。
第三天上午，傅索安一行仍乘坐那辆客车，离开温都尔汗市，向东北方向的苏布尔古盆地行驶。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汽车在呼和山下的西北草地上停了下来，开车的蒙古人说着生硬的俄语：“就在这里，到了。”
调查组众人跳下车，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块宽约二十米。
长约三十米的黑褐色的焦土，与四周绿茵茵的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林彪座机坠毁时引起的大火形成的。时隔五周，现场空气中仍有明显的焦烟气味。摄影专家打开摄像机对现场开始拍摄，其他人也就开始步入焦土。
傅索安对这类勘查纯属外行，也没有这个使命，但她不愿放弃这个目睹历史事件现场的机会，便也在焦土中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焦土范围内满目都是已烧毁的钢铁、各种电器零件、烧成一团团块状的铝合金、被烧毁的精密仪器碎片，两个长长的翅膀和四个硕大的发动机散落其中。傅索安发现了一些瓷器碎片，捡起来一看，上面还能看到清晰的中国文字“唐山裕丰瓷厂”，她拿了一个瓷杯底部，放进了衣袋。
傅索安忽然感到涉足于焦土间很是枯燥，便走了出来。她在草地上跺脚抖去皮靴上的焦灰时，一个蒙古人过来用手势比划着告诉她：前面还有东西。傅索安照他所指的方向向前走了一百多米，果然见草丛里有一堆飞机残骸，都是些轮架、圆形钢板之类。
克格勃的专家们在这块焦土里一直折腾到中午，这才回到车上。吃过带来的午餐后，开始进行此行的第二项工作，也是主要工作——辨别尸体。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当地牧民赶到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大火已经熄灭，地上一片狼藉，犹自冒着袅袅青烟。飞机残骸中乱七八糟地躺着九具尸体，其中一具是女尸。牧民们拿来白布，把尸体一一蒙上，一面自发地保护现场，一面往肯特省和附近贝尔赫矿区打电话报告，但始终没人接。后来，由一个名叫达木林的蒙古人骑了自行车去肯特省报告了。第二天，来了一批军人，封锁现场，拍照、摄像、勘查的折腾了好一阵，然后让牧民把尸体埋葬。
傅索安一行来到了埋葬尸体的地方，那是苏布尔古盆地西北坡的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墓地位于小小南坡，距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整个墓地呈圆形，在十米长、二米宽的空间里，设立了三座坟墓，每座坟墓前都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相同的文字：“中国遇难者之墓”。埋葬时，谁也不清楚死者的身份，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墓地上有四个蒙古牧民等着，他们是当时参加埋葬尸体的，现在被召来替克格勃挖掘坟墓。伊凡诺夫上校客气地和他们每个人握手，送给每人一包苏联纸烟，用流利的蒙古语向他们询问了当时埋葬尸体的情况，然后下令把三座坟墓全部挖开。上校强调：“牧民弟兄们，请千万手下留情，不要损坏了尸体，以免影响我们的鉴别工作。”说完后又用俄语嘀咕了一句：“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摄像机又打开了，拍摄了挖掘尸体的全过程。坟墓的土层很浅，不一会九具尸体便全部挖了出来。尸体外面裹着的白布沿未破损，只是已被尸体腐烂时分泌的尸液和泥土弄得肮脏不堪。当尸体全部暴露出来时，克格勃的医学专家立刻用喷雾器对墓穴进行细致的消毒。消毒后，伊凡诺夫下令开始检查，尸体外面的白布很快就被刀子割开了。专家对尸体直接喷洒了消毒液后，伊凡诺夫对傅索安说：“傅，现在，你去辨认，看这九具尸体中哪具比较像林彪元帅。”
傅索安其实早在观察了，尸体入土已经五个星期，9月中旬气温不算很低，而且墓地低凹，出现渗水现象，因此每具尸体的脸部都已经腐烂得难以辨认了。她走到尸体近前，一一看下来，叶群那具是长头发，自然马上认出来。傅索安接着认出了右侧墓穴中的林彪尸体：“我想，这是林彪吧。”
这个结果，与牧民叙述当时埋葬尸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所埋葬的位置相吻合。
傅索安后来对叛逃女知青胡国瑛说起这件事时说，她记得林彪的尸体并未与叶群埋在一个墓穴，而是与一个大个子尸体及另一个中等个子的尸体埋在一处，大个子可能是飞机驾驶员，中个子是否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叶群，与另外两具男尸埋在中间那个墓穴；叶群毛发浓密，由于毛发不易腐烂，所以在已开始腐烂的一堆尸体中显得特别醒目。
伊凡诺夫在和医学专家低声交换意见后，让用外科医疗器具切割下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在随车带来的一口铁锅里，用沸水煮了一阵，消除了全部皮肉及软组织，只剩两个骷髅，然后带走。
这次带回苏联的，还有一个林彪座机上的发动机。克格勃根据发动机上的钢印号码很快就查明那架失事的三叉朝确是中国从英国进口的运输机。但最后确认死者确是林彪，则是在一个多月后的事：克格勃收集了大量林彪生前的照片，予以研究，进行“头骨鉴定”。在精密仪器下，专家发现有几张照片上林彪头部的右上角有一个伤疤。头部皮肉极薄，形成如此明显的伤疤的伤口当时肯定会在骨头上留下永难消失的痕迹，专家据此认为：如果从温都尔汗搞回的头骨确是林彪的，那么在相应位置应当找得到受伤的痕迹。经验查，果然发现头骨上有受伤痕迹。这样，克格勃便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林彪死于‘九·一三事件’”的汇报。
那时，傅索安已经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了。
第十一章 女扒手的悲剧
28
她的扒窃技艺令克格勃专家眼界
大开：看守所里，她对押解她的军官行
窃；特务学校里，十一名教官成为她的
行窃对象。
傅索安随克格勃调查组从乌兰巴托返回苏联后，又去喀山克格勃第四高级特工学校待了一个多星期，便接到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的通知，让她飞往莫斯科，与其他几名教官一起去“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报到。
1971年11月2日，傅索安和七名苏联教官抵达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这所位于苏蒙边境贝加尔湖畔的特务学校，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杜渐所著的《苏联秘密警察》介绍，在7O年代中期已呈“特务城”的格局，里面除了“中国部”，还有“日本部”、“越南部”和“朝鲜部”，专门训练赴中、日、越、朝四个国家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工。但是，傅索安当时初抵“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该校还只有一个部，即后来的“中国部”。这所特务学校当时占地面积四百五十亩，作为一所学校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面积了。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任校长是布特卡少将，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老头，身高一米九二，体重将近三百磅，据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间谍潜伏柏林十四个月，获得并发回了大批情报，战争结束后，被授予“斯大林勋章”、“一级红旗勋章”，并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布特卡少校是语言方面的天才，他精通俄、德、英、法、中五国语言，此外还粗晓日、朝语，曾有过外国语言方面的专著出版。战后，布特卡一直在从事特工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出任过莫斯科谍报学校校长，算得上是克格勃中屈指可数的几位特工教学专家中的一个。
傅索安抵校后的当天晚上，“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为当天报到的八名教官举行欢迎仪式，并设宴招待。酒席上，布特卡校长向傅索安等人介绍了学校的有关情况：目前共有学员一百五十名，分为十五个班级，每班学员为十人，每个学员所学的特工技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他们本身的特点分别予以“情报”、“行动”、“宣传”、“游击战”四个部分的训练，学制从三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晓了布特卡校长所说的学校所设上述四个部分的用意——情报，即重点培训以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各类情报为主技能的情报特工，这部分学员在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潜伏或短期活动，以窃取情报为主要内容。
行动，即重点培训以暗杀、绑架、爆炸等技能为主的行动特工，这部分学员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进行短期活动，从事破坏和制造恐怖。
宣传，即专门培训进行反华亲苏煽动活动的演讲、制作宣传品、散发张贴宣传品、设置反华广播电台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时潜赴中国进行活动。在这方面，克格勃有过成功的记录，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他们特别重视。
游击战，这是为苏联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作准备的。克格勃的专家们设想在发动这类战争时，应当派遣一批“游击战专家”去中国，在前线地区和后方就地招募特工，进行破坏道路、桥梁、机场沧库、通讯设备、小分队袭击、刺杀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动，来配合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游击战”这个科目的开设，就是为了培训这种“专家”。
傅索安执教的“情报理论和情报实践”课，主要是为“情报”科目的特务学员讲授。但由于“行动”、“游击战”两个科目的特务学员在具体活动时也会遇到“情报学”问题，所以，她也给他们讲几堂课。半年多前，当安德烈大校让傅索安当教官时，她还极力推诿，来“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上了几堂课以后，她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这主要由于三个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担心被派遣去外国尤其是中国执行任务，因为谍报学校属于人事管理局管辖，和对外谍报局是两个部门，没有这个职能。第二，她从小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高中一年级，都是班级、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权力欲”，直到叛逃投苏后才被迫变为唯唯诺诺的猥琐小人，现在当上了特务学校的教官，这种“权力欲”又回复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对那些特务学员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满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对外谍报局当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这些钱积起来，留着以后过舒适的生活。
当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活动范围很狭。尽管学校很大，里面有俱乐部、温水游泳池、公园、湖泊（不在学校面积内）、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等，但外面却被克格勃武装警卫部队严密地守卫着，特务学员不能越雷池一步，连教官出去也必须去校长室领通行证，而且限定外出时间。所以，傅索安是难得外出的，有空闲时间，她宁可去酒吧间喝酒、听音乐，或者一个人缩在教官单人宿舍里看书。
傅索安所教的班级，共有十名学员，都是中国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个是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叛逃过来的知识青年，汉族人。
四个是少数民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时越境外逃的边民，当时都是少年，现在都二十多岁了。两个是克格勃从新加坡秘密招募来的华侨青年，那是一对恋人，但进校后两人表面上已经断绝了关系。当时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