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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索安随麦克尔·克赖顿上到七楼，电梯口仍旧是那个美国巨人保镖值勤，他在傅索安一出电梯就直盯着打量，盯得克格勃女特工心跳倏然加快。但是凭着金黄色的假发套、脸上的浓妆和有麦克尔·克赖顿的做伴，那个保镖竟没认出这个姑娘就是自己昨天盘问过的“女记者”，朝他们两人点了点头，退到一边去了。这一瞬间，使傅索安终于明白了肯尼迪总统为什么遇刺了。
麦克尔·克赖顿一进房间就翻箱子寻找适合于作为礼物的东西，傅索安乘机进了卫生间，只十几秒钟就解决了问题。她从卫生间出来时，麦克尔·克赖顿已经选中了礼物，那是一架高级照相机。
他问傅索安：“我们要留个合影吗？”
特工最怕的就是在活动时留下照片，那等于把证据送到别人手里去。傅索安自然马上拒绝：“今天不了，明天让我打扮一下再留影吧。”
麦克尔·克赖顿不过是顺口说说，并非真想合影，他对这个“姐姐”尚持怀疑态度，不想过频接触，于是改口：“明天我恐怕没空了，又要比赛，又要参加颁奖仪式，还要出席宴会。”
傅索安乘机说：“那就算了吧，反正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她又说了几句闲话，遂开口告辞。
傅索安走出“东海岸大酒店”，出乎意料的是，斯狄尔巴竟在外面等着她，见她出来，在一辆出租汽车旁边直招手，傅索安过去，两人上车而去。傅索安坐在汽车里，一声不吭，她怀疑斯狄尔巴是来观风头的，万一她失风被捕，则在混乱中用克格勃的间谍武器施以杀手。
次日，男篮决赛仍在上午10时举行，电视里美国队的阵容中没见到麦克尔·克赖顿的影子。电视解说员说，麦克尔·克赖顿由于突然患病而无法上常这个病，只有傅索安和斯狄尔巴才知道。
比赛结束，苏联大学生男篮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冠军，令云集在汉城的采访这次比赛的许多看好美国队的外国新闻记者目瞪口呆。
当天下午，傅索安即和苏联大学生女篮留下的几个主力队员一起离开汉城，飞赴东京，次日回到了莫斯科。又过了一天，斯狄尔巴也回来了，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特地举行小型宴会，为他和傅索安接风洗尘并庆功。三天后，傅索安得到了五千卢布的奖金。
第十四章 “死亡老鼠”的死亡
33
天真无邪的外国小男孩竟使女杀
手冒着抗命杀头的危险，放弃了克格
勃精心制定的谋杀计划。
1973年5月中旬，傅索安从汉城经东京返回莫斯科后，对外谍报局把她安排进了位于斯洛夫斯基大街的一幢公寓大楼中。这幢公寓是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单身特工的宿舍楼之一，每个特工住一个单元，包括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厨房和卫生间，里面有整套家具和家用电器，厨房、卫生间装着热水龙头，昼夜二十四小时随时可以使用。这一点，不是对克格勃特工的优待，当时莫斯科所有居民家里，都有这种设施。这，成为苏联当时向全世界标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理由。公寓坐落于一片高大的树林之中，楼下有供运动的空旷场地。树林四侧的马路、房子里，昼夜有克格勃的便衣特工在转悠，他们的任务是拦住试图进入树林的汽车或者行人，如果有人不服从，则会遭到逮捕。
傅索安住进这幢公寓后，很快就发现这里的房客全是亚洲人，男女都有，互相之间基本上没有接触，也不知姓名和国籍。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分析，认为这些房客都是和她一样的角色，即在克格勃中有档案但并不列入正式编制因此也无军衔的秘密特工。他们的任务是被派往第六部主管的国家和地区去从事各类谍报活动，当暂时没有任务的时候，就被安置到这里来休养，以松弛一直绷得如拉开的弓弦一般的神经。公寓的警卫、医生、管理员、司机等都是苏联人，有男有女。楼下的车库里停着一长溜轿车，哪个房客要出发，只需往车库打个电话，司机就会把车开到楼门外等着。所有司机都是三十岁以下的端庄男女，通常，当男房客要车时，给他开车的会是女司机；女房客要车时，则是男司机。这些司机个个身体健壮，机警灵敏，对莫斯科地区的每条道路的熟悉程度超过对自己手掌纹路的了解。当然，他们除了开车，还担负着保护乘客的人身安全和监督他们行动的职责。
公寓有附设的小食堂，房客在他们想用餐的时候，随时可以去用餐，那里始终有厨师等着。如果想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也不犯难，只要往小食堂打一个电话，服务员就会把酒菜送上门。考虑到这些特殊房客的口味或者思乡情绪，小食堂也乐意满足他们在自己“家”里烹饪菜肴的要求，只要事先向小食堂递上一份菜单，那边会配齐原料送货上门。在这方面，傅索安和小食堂的交道打得最多，她很喜欢自己烧菜，常常烧得香味四溢，使从她门口经过的人咽口水吸鼻子。
当然，克格勃专家们是知道“嬉戏荒业”的道理的，所以，他们在考虑让这些异国克格勃特工充分松弛休息的同时，也注意抓业务，具体办法就是每周一二次突然对几个特工进行间谍业务抽查。
被抽到的特工通常总在清晨5点钟正浓浓沉睡时被唤醒，昏头昏脑地上了汽车，被拉到克格勃设在郊区的某个类似废弃不用的军队营房的场所，开始为期一天的间谍技能测试。测试内容根据被测试者当初在谍报学校接受过的训练项目来决定，在无线电收发报、窃听、照相、微缩、测绘、爆炸、暗杀、反审讯、越狱等方面，不计成绩，点到为止，只看还会不会。在短跑、长跑、格斗、射击、游泳等反映体能的项目方面，有达标要求，但也只是看是否达标，不达标也不要求被测试者补测。所有测试情况，都记录在案，列入档案。
这样，在以后要派谁执行任务时，如该任务所需的技能与测试结果有差距，则提前安排进行突击训练。傅索安在住进公寓半个月后，接受了一次测试，各个项目都达标，使在场一个军阶最高（少校）的克格勃军官大为赞赏，拍着傅索安的肩膀连声说“好”，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傅索安的名字。
按照惯例，测试教官在测试结束后须请测试者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表示慰劳的意思，所花的当然是克格勃的公款。这天晚上，傅索安在莫斯科“白玫瑰大酒店”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晚餐，她喝了许多酒，到最后已经有些糊里糊涂了，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公寓的。
次日——1973年6月6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傅索安昨晚睡得晚，醒来已是中午时分。在卫生间漱洗的时候，她觉得右腹部有些隐痛，头有点晕，并未在意。之后，傅索安在客厅给小食堂打了个电话，让给她送两碟子卤菜，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碗意大利通心粉来。打完电话，傅索安突然觉得头晕加剧了，而且喉咙口似有恶心感，她预感到可能要呕吐了，欲往卫生间去。不料刚站起来，便难以抑制地呕吐起来，紧接着眼前金星乱飞，天旋地转，终于失去了知觉，身子一歪栽倒在沙发里！
几分钟后，送酒菜来的服务员发现傅索安昏倒了，不禁大吃一惊。不过，这些服务员都是接受过特工训练的，具有遇事不慌的素质。她当即退出房间，往公寓管理科长那里报告。顿时，警铃倏响。警卫、医生进入傅索安的房间，先照相，再检查人。这时，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至，载来了克格勃医院的医生和对外谍报局的十几名特工。傅索安当即被送往位于莫斯科南侧市郊结合部的克格勃中心医院。这边，那些特工开始勘查现场并向公寓里的其他人进行逐个询查，其重视程度已经超过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对一起谋杀案件所采取的措施。确实，他们一向是把这类突发事件当作间谍案件来对待的，在未有结论之前，谁敢保证这不是一次外国特务对克格勃人员的谋害呢？
调查结论很快就出来了：傅索安患上了急性肝炎，与谋害无关。
根据克格勃中心医院传染病科的意见，傅索安被送进隔离病房进行治疗。她所住过的公寓房间，由医院派人去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傅索安待在隔离病房，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根据医院规定，病房里没有电视机，也不能听收音机，更不能阅读书报。为防止交叉感染，每个病人住一间病房，互相间不许接触，连去花园散步也是规定时间，轮流进行，就像监狱里的囚犯放风。一到晚上，每间病房外面的铁栅栏门全都关上、上锁，严防病人乘医务人员的疏忽而互相串门、混居。这些措施，令病人个个头痛，对于傅索安来说，还有一层简直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能喝酒。医院的营养师给病人安排了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菜肴，但当然没有酒，哪怕是啤酒也不让喝一滴。已染上酒瘾的傅索安在病情稍稍稳定后，便动起了搞酒的脑筋。起初，她想请一个看上去脸善心慈的护士代购，但却没卢布——每个病人入院时，都必须交出身边所有的物品，由医院代为保管，到出院时再发还。于是，傅索安试着和那个护士商量，请她代购，待出院后偿还，加倍或者加几倍都行。那护士听了，一双眼睛在口罩上沿瞪得犹如铃铛，用看外星人一般的眼光盯着傅索安，片刻，嚷了一声“天哪”便奔了出来。
半小时后，传染病科主任走进了傅索安的病房，神情严肃地在她面前站下，打开手中的笔记本，用法官宣读判决书般的声调念道：“傅，我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人事管理处的委托，向你宣布一项决定：由于你在住院期间严重违反规定，视同违犯纪律论处，特予以警告处分一次。傅，听明白了吗？”
“是的。”傅索安点头，心里在咒骂那个护士。
“具体书面手续在你出院后补办。”
从此，傅索安断了搞酒喝的念头，只得安安分分住院。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两个月，到1973年8月7日，她的肝炎给治愈了，医院通知她：今天出院。傅索安从沙发上蹦起来，一声“乌拉”还没喊出口，那个医生又接着往下说了：“根据你的患病情况和健康恢复程度，经报请第一管理局批准，决定送往黑海疗养院疗养两个月，立即出发。傅，特别要提醒你的是：不能喝酒和其他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你的肝脏已经失去了排解酒精的功能，再喝的话，等于在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明白！”傅索安心里一凉，不是为肝脏的功能，而是为这条禁酒令。克格勃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禁酒令一定会传往疗养院的。
果然，傅索安和另外几个出院的特工由医院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