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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莱奥波多站在船尾甲板上，目光在忙碌的港口上寻找，直到看见小船上父亲那熟悉、笔直的身影。转眼间，小船被两艘前行的大船夹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1893年2月1日将近中午，在从曼多里拉出发骑马两个小时后，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登上了萨拉车站巴勒莫服务区一节空的头等车厢。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放松。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很谨慎——在乡间行走时他总是带着枪——但是从未听说过匪徒在火车上发动攻击，所以他卸下步枪，小心地放在上面行李架的网架上。他把雨衣、帽子、安全带挂在上面之后，坐下来，看着窗外，等待睡意的到来。随着火车沿着海岸向西转，他等着看慢慢变暗的第勒尼安海出现。
直到下一站泰尔米尼伊梅雷塞之前，车厢里一直是诺塔巴托洛一个人。在车厢的角落里，他垂着头，一副快睡着的样子，似乎是火车的靠站惊醒了他。火车在6点23分离开泰尔米尼伊梅雷塞，晚点了13分钟。车开前不久，两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圆顶高帽的人上来了。
副站长发出了开车信号。火车开后，他的目光开始仔细在头等车厢里寻找——他知道他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朋友会在其中的一间车厢里。但是他的注意力被站在紧挨着他朋友车厢里的另外一个人吸引住了。这个人衣着考究、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帽子下面一张宽大、苍白的脸，浓密的眉毛，黑眼睛，黑色八字胡。副站长被他凶恶的外表和打扮所震惊，他后来说，这个人看起来像是陷入可怕的思考中。
火车到达巴勒莫时，只有警察对诺塔巴托洛尸体的检验以及当时车厢内的情形才使诺塔巴托洛死前那令人恐惧的时刻得以重现。火车行驶至泰尔米尼站和特拉比亚站之间的隧道时，他遭到两个人袭击，一个人手持匕首，另一个拿着一把骨制把手的双刃短剑。从半睡中惊醒的诺塔巴托洛迅速起身，跳起来躲开这些疯狂的攻击。有些袭击未击中，深深刺进座位和头枕。诺塔巴托洛年近59岁，但是身体健壮而且之前还当过军人。火车的噪音淹没了他的叫声，他抓住了其中一把刀。然后他拼命地用胳膊去拿头上行李架的步枪。此时，一把刀扎进了他的大腿根部。他的手和金属架都被刀砍中了。玻璃窗上留下了他血迹斑斑的掌纹印。而就在这时，诺塔巴托洛被其中一个人从后面抓住，而另一个人则朝他胸口狠狠刺了四刀。他身上一共被刺27刀。
火车驶向特拉比亚站。经过这场搏斗浑身是血、气喘吁吁的两个杀手把诺塔巴托洛的东西从行李架上拖下来，寻找任何可以直接识别他身份的东西：刻有家族纹章的金表，装有名片和枪支许可证的钱夹。天还没黑，但是两个杀手没有先找机会逃掉，火车在特拉比亚站短暂停靠的时候，他们蹲伏在窗子下面。他们决定处理受害人的地方距轨道仅有两分钟的路程。火车一离开车站，他们就把尸体靠在门上，在穿过库雷里大桥的时候，把它扔了出去。但是他们扔得并不够远，尸体并没有落入山谷被冲进海里。相反，尸体撞到护墙上而后又落在了轨道旁。两人在下一站下了车，车厢里血迹斑斑、空无一人。
1899年到1900年的冬天，米兰来了一些不寻常的来客。弓着身子、披着斗篷，几十个身材矮小、头发乌黑的人顶着严寒走过意大利北部城市大雾弥漫的街头，挣扎着靠政府发给他们的救济品维持生活。他们是西西里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证人。意大利社会的两个极端在米兰巡回法庭相遇。陪审团不得不通过翻译来听取大量的证词。
关于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第一件丑闻是这个案件历时将近7年才被法庭受理。耽搁的原因将在陪审团面前被戏剧性地揭露出来。但即使在审判开始之前，有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抢劫不可能是凶手的目的。很明显，凶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甚至在铁路职工中也有同谋。一个可能的动机显露出来，这桩案件可能与金融、政治腐败有关。诺塔巴托洛被害后不久，一项调查发现了西西里银行在新任行长领导下存在严重管理不善的证据。在与政府进行微妙的合同谈判期间，银行资金被用于保护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福罗里欧的航运公司）的股票价格。这是一个简单的骗局。银行贷款被贷给了购买意大利航运总公司股票的中间人，而股票存在银行作为贷款的抵押。真正的贷款人，包括银行行长和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名字却没有被公开——这是违反银行规定的。
同样的欺骗手法被其他与银行有关系的人更为直接地用来赚钱。股价上涨，贷款人就会露面，要求银行抛售股票，取走利润。股价下跌，银行里则充斥着贬值的股票，在被要求偿还预付款时将会求助无门。匿名的贷款人只会赢，西西里银行则必输无疑。这项调查还怀疑黑手党的渗入。
案发几周前，由于银行调查消息泄露，曾有流言说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将会再次回到西西里银行任职。据说，诺塔巴托洛本人在发起这项针对银行事务的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和西西里银行有关系的高层人物对于这个作风严肃的老金融家的回来有许多担心之处。会不会因为银行内部这些贪污者的利益需要得到保护，诺塔巴托洛才会被害的呢？
审判定于1899年11月11日在米兰巡回法庭召开，高层人物涉嫌其中的丑闻引起公众对诺塔巴托洛一案的极大关注。但是被告席上只有两名铁路职工。潘克拉齐奥，加鲁非是最后一节车厢的刹车手。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没有东西掉下火车，但是他声称并未发现任何异常。警方断言，凶手在把诺塔巴托洛的尸体从车上丢下去的时候不会不事先确定加鲁非正朝别处看。更多怀疑是针对验票员朱塞佩·卡罗洛的。他不大可能是两名凶手之一，因为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每到一站就沿着站台走一遍，并大声报出站名。但刺客没票就上了车，残忍地杀了人之后，在客舱里守着尸体等到特拉比亚站，这一切没有人帮助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个人——即加鲁非，控方断言——负责防止他们在里面的行动受到干扰。
审讯的前五天很混乱。那两名铁路工行为错乱，记忆力莫名其妙地衰退，言辞前后矛盾。他们居住距离不到50米远，但竟否认彼此认识。验票员加鲁非几次三番地修改证词，给在场听众留下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出席审判的一名记者形容他闪烁的眼睛镶嵌在一张“枯瘦、发黄的脸上，脸上肌肉挤出一个狐狸般的大鼻子”。对大多数外行观察者来说，判断这两名被告到底是凶手、同伙或者只是害怕牵连到其他人甚于害怕入狱的无辜证人似乎是不可能的。
受害人的儿子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11月6日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穿海军服，笔直挺拔地站在证人席上，高昂着头，眼睛似乎沿着他那长鼻梁往下审视着整个法庭。他的长鼻子和厚眼皮的黑眼睛一样都是遗传自他被害的父亲的特征。他声音低沉地陈述证据，他的镇定自信以及讲话的速度一开始令听众们感到很不安。渐渐地，听众们被他的诚实和坦率深深打动。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的陈词震惊了法庭，使他出了名，使这桩案件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有名的审判之一。“我相信这次谋杀是仇杀，而且唯一恨我父亲的人就是指挥官、议会议员拉法莱·帕里佐罗。我控告他是这起谋杀案的唆使者，是他教唆这几个杀手和其他杀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接着莱奥波多开始描绘唐·拉法莱·帕里佐罗的所作所为，并开始讲述他的父亲与此人的长期争斗。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巴勒莫是一个小地方。他们之间的仇恨始于1873年诺塔巴托洛当上市长后不久。当时．帕里佐罗从一个准备为穷人发放面包的基金中贪污了一笔钱，而诺塔巴托洛逼迫帕里佐罗把贪污的钱吐出来。
作为市长，诺塔巴托洛与怀疑帕里佐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匪帮的保护人的检察官们频繁接触。在卡卡莫的选举期间，唐·拉法莱似乎依仗了他的势力。诺塔巴托洛和帕里佐罗之间的不和变成了私人恩怨。只要有可能，诺塔巴托洛就尽量避免去帕里佐罗经常出现的地方。诺塔巴托洛厌恶帕里佐罗没有男子汉气概、怯懦和阿谀奉承。当不可避免地与帕里佐罗会面时，诺塔巴托洛毫不掩饰对帕里佐罗的反感。
艾曼纽·诺塔巴托洛怀疑自己1882年那次被绑架就是帕里佐罗指使的。几个绑匪被逮住的那座空旷别墅靠近帕里佐罗庄园的土地。这两处房子都在维拉巴泰——帕里佐罗最喜欢的一个黑手党组织的势力范围。劫持事件本身也发生在卡卡莫附近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帕里佐罗支持的另一个黑手党组织的势力范围。
绑架事件发生时，两人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西西里银行。诺塔巴托洛是董事，而帕里佐罗是管理机构的主要成员。莱奥波多对其父亲在银行时的叙述并没有让那些希望在审判中听到些许丑闻的人失望。他讲述了父亲如何去打这场必败之战，阻止西西里银行被利用为利益的闸门，成为西西里岛上建立客户网络的最强大工具。巨额资金被发现借给儿童、看门人、船夫、死人等完全被虚构出来的个人，而这些资金无法被追回。
整个19世纪80年代，诺塔巴托洛致力于清除银行的腐败行为，而帕里佐罗却不断制造麻烦。诺塔巴托洛试图对银行的结构进行试点改革，以削弱占其管理机构成员三分之二的政客的势力。1889年，他给政府寄送了一份关于银行运作的毁灭性的秘密报告。随信附有最后通牒：不支持改革，我就辞职。这些信件被从农工商部办公室偷了出来。几周之后，它们出现在银行总理事会上，会议召开时诺塔巴托洛恰巧在罗马出差。会议通过了对诺塔巴托洛的不信任投票。尽管一直没有证据，但是偷信的嫌疑集中在帕里佐罗身上。文件丢失的那天，有一个挂号包裹从罗马的一个虚假地址寄到帕里佐罗家。包裹用蜡封口，上面只有罗马某一裁缝的纽扣印记，而帕里佐罗是这名裁缝的顾客之一。
整个情况让政府陷入两难之境：它既可以支持逐渐由骗子操纵的银行理事会，并且理事会明显参与盗窃信件；也可以支持一个有原则、有能力、但政治上不可靠的银行行长。政府犹豫了几个月后，选择了前者。诺塔巴托洛被迫辞职，银行董事会被解散，但是大多数老成员随后再度当选。诺塔巴托洛被迫辞职后，大量不正当债权扑向银行，策划了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票骗局。之后的调查显示，帕里佐罗是匿名借款人之一。
莱奥波多向米兰法庭做总结证词时，强烈谴责了对其父亲被杀一案的调查方式。“我反复告诉当局所有这些事情，然而拉法莱·帕里佐罗从未受到审讯。他们大概是害怕吧。”
从米兰发回的关于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证据的报道引起了罗马政界的恐慌。这次审判本来打算尽量低格调平息诺塔巴托洛案件中日益强烈的公平正义的呼声。现在唐·拉法莱·帕里佐罗突然使政府在政治上陷入窘境。他给新闻界写信，声明他一直与诺塔巴托洛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后来，由于察觉罗马的氛围对其极为不利，他匆忙逃回巴勒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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