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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一枝独秀地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从未遇到过真正有力的强劲对手。东汉时期，虽有自成体系、思辨精深、内容丰盈的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华夏文化各有所长、难分伯仲，可并未对传统文化构成明显的优势甚至威胁，反因交流、吸收、融化佛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使得渐趋僵化、沉寂、式微的本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朝气。
几千年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既可所向披靡地征服、影响未曾开化的偏远蛮荒之地，也会因过度的自尊自大，造成盲目的自信自负、自我膨胀、目空一切，甚而至于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
早在西周时期，华夏文明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礼法制度——畿服制。《尚书·禹贡》具体阐述了“五服”的内容与范围，以王都为中心划分，方圆千里之内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辖，属文明地带；其余则依地理远近由亲到疏，为半开化、野蛮、夷狄地区。《国语·周语》也有类似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周礼·夏官》则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王畿方圆千里，此外每五百里为一服，计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对五服、九服之地的统治，实行朝贡制。天子直辖区由百姓缴纳赋税；其他地区，则依次规定每次朝贡的期限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贡品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货物等；而那些蛮荒之地，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需入贡一次。先秦典籍中，臣下觐见君主为“朝”，下人给主子献呈物品称“贡”，“朝贡制”逐渐成为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种隶属关系。此后，五服、九服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更，但朝贡制始终未变，秦汉后成为中原王朝羁縻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模式与制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是整个世界唯一的文明世界，中国就是天下，领土疆域、控制范围长期模糊，朝廷为天朝、天廷，最高统治者谓天子、万邦之主。古时中国没有明确的国家、民族、领土概念，只有夷夏之辨、华夷之分，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概念直到1902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因此，在古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眼里，华夏就是文明的代名词，夷人则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处于边境之外的所有民族不是“蛮貊”，就是“夷狄”，一律冠以虫、豸、犬之类的标记，不将他们当作人看待，至少不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牛键对英人的动物性曾“活灵活现”地描写道：“彼（英人）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帖服。”不得已而与“蛮夷”交涉时，总认为“犬羊之性”，贪婪狡诈，唯利是图。直到民国初年，湖南名士王辏г伺拦造饧唇鍪古分蓿哉裾裼写堑匦吹溃骸氨艘牡胰私晕镆玻ㄈ似蛘┪毙艘印！�
其实，满清发迹于东北之时，也被明朝视为蛮夷之族。自1644年进关入主中原，他们虽然摧毁了明朝，征服了汉人，却完全继承了明朝政权机构模式，建立起满汉共同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满人从维护自己统治与利益出发，主动融入汉族大家庭之中，奉儒家文化为圭臬，逐步汉化，并以华夏正朔自居。道光之时，满人与汉人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几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唯一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满族女子仍保持天足，没有像汉族女子那样从小裹脚，成为变态文人欣赏的“三寸金莲”。这也是清朝为什么能比元朝蒙古族更能长期有效地统治、管理中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当然，如果从保持民族的多元性、独特性、原生态这一角度出发，则满人的主动同化是他们在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付出的一个相当沉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满人属异族统治中国这一特殊因素。原本“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部落战士，摇身一变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除沿袭旧制外，一时间不可能有多大作为。又因为满族人口有限，仅及汉人百分之一，迫不得已大量重用汉人，又时时严加防范，牢牢掌控要害部门，维护满清专制极权。加之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对异质文明——海洋贸易、商业文化的本能排拒，因此，防守与排外，成为满清政权的主要特征。一句话，由满人统治而形成的固步自封、闭关锁国、颟顸无知、妄自尊大更甚于汉族，乃势所必然。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被中华文明吸收融合；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文化也来了，由海上进入南方口岸，由西部商路传入甘肃陕西，尔后扩展至云南贵州等地，中华帝国依然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了；然而，另一从更西的西方叩关而来的基督教，却以极其另类反叛、桀骜不驯的姿态，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恐慌，构成了一股潜在的威胁，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冲突，最终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在中华这块古老而板结的土地上，带来了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所谓的西学东渐，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如果追根溯源，当从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居肇庆开始传教时算起。这一被称为“学术传教”的首度西学东渐终结于1775年。在近两百年时间内，“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那一时期，学习西学成为上行下效的一种风气。比如康熙帝就喜爱西洋数学、音乐，不少八旗子弟也习外语、演几何，学界领袖徐光启、顾炎武等人则个个饱读西洋之书，于历学、算学特别用心。对此，利玛窦在一封书信中写道：“人们争相拉拢我们，有的刻印我们的作品，有的重印我们的书籍，有的撰述欧洲风土人情的书，有的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我们的意见。对我们的教会、伦理、哲学与数学无不钦佩。至论《世界地图》每年都有出版，或单独印刷，或附在讨论地理的书籍之中。”
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了西方，使得“中国热”盛行一时。比如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就对中国物事格外喜爱，他喝中国茶，建中国亭子，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经过近两百年的交融努力，终于在西方的东方学中诞生了“汉学”这门新的研究学问。
那是一个中西会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段被人们遗忘，或者说忽略了的时期。双方的心态是平和的，关系是对等的，交流是积极的，只可惜因为一些偶发的重大事件，导致了此次交流的彻底中断。
就在西学传入中国不久，明末便有一批顽固守旧的士大夫怀着“用夷变夏”的恐惧，掀起了一场排斥天主教与西洋科学的运动，造成明末逮捕、驱逐西方传教士的“南京教案”；清康熙初年，围绕天主教与天文历法而展开的中西之争，最终酿成清初的一次最大教难——“康熙历狱”。
透过“教案”、“历狱”表面，潜藏的是中西两种有着本质区别的文明之间的内在冲突。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地圆说、五大洲说及欧洲文明，深深地冲击并动摇了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夏夷观念。早在春秋之时，《孟子·滕文公上》就有了严格的夏夷之分与相互关系：“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优越感牢牢地支配着士大夫的观念与准则，因此，当传教士所带来的世界地图彻底颠覆了天圆地方的天下观念，当西洋科技的“外夷小技”诱惑人心，当西洋历法优于传统历法，当天主教“盖欲扫灭中国贤圣教统”之时，可以想见该会受到多么强烈的攻击与排拒。
传教士利玛窦的感受比他人尤为深刻，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或中华……两个词加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因此，他在向中国士人展示世界地图时，不得不有所变通，“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恐怕连利玛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着这一变更后的中国化“世界地图”，而不是真正通用的世界地图。由地理的优越自然形成文化的优越，对此，利玛窦在该书中以一种表面客观，实则无奈的态度写道：“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
清初反西学人士杨光先在《不得已》一书中，因汤若望刻印“舆地图宫分十二幅”反驳西方地圆说时写道：“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真如西人所言，那么“四旁与在下之国”就会居于水中，“则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矣”。哪怕以主观直觉的经验主义思维方法浅薄无知地加以反驳，也不忘讥讽西人一句“不得为人”，因处水中，便不好说他们是野兽了，就说是鱼鳖，而鱼鳖则比野兽更为低级。
1707年2月7日，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在南京公布教皇致在华传教士公函，天主教徒不许祭孔、祭天、供奉祖宗牌位，不许以天或上帝称天主。本来天主教徒的礼仪活动就在孝敬父祖、祭祀孔子、男女有别等方面违背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而遭抨击，早有士大夫提出铲除天主教的建议。而由罗马教廷发难的礼仪之争更是将双方的矛盾推向高潮，达致无法调和的地步。康熙针锋相对，对凡不尊重中国风俗的西方传教士一概驱逐，解送澳门。
以1775年在华耶稣会接到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为标志，长达近两百年之久的欧洲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努力宣告结束，这也意味着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最后终结。
令人扼腕的是，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终结。随着传教士身影的消失，东渐的西学如一闪即逝的星星之火，对中国传统社会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一场不成功的革命与努力带来的结果，往往是腐朽势力的更加反动，更加得势与更加强大。专制的大清帝国，也因此而变得比过去更加封闭，更加停滞，更加衰朽。
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甚至有所倒退。
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来到中国。英人此次前来不是传教，而是带着两国互派使节、商定贸易协议的使命。可他们似乎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