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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出生北京还是山西，慈禧于1852年选入皇宫，这是一个“铁板钉钉”不可否认的事实。其时，作为慈禧的亲父也好，养父也罢，惠征还在安徽宁池太广道任道员。第二年惠征在镇江病逝，已在宫中被封为兰贵人的慈禧，尚没有本事走出宫门半步。也就是说，所谓慈禧扶柩归乡，吴棠错送银两等相关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一个最起码的事实，那就是慈禧太后终其一生，根本就没有到过江南。
其他传得“有鼻子有眼睛”的野史趣闻，也多属捕风捉影、胡编滥造，可在类似的考证中剥去言之凿凿的外衣，澄清事实，使其“原形毕露”，还历史以真相。
慈禧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男人专权，女人饱受歧视，缺乏最基本“人权”的封建时代。清廷明确规定，女人不得参政、议政、主政。因有民族压迫这重枷锁，汉族女性较满族女子尤受欺凌，从小裹脚遭受身体摧残，“三从四德”的心灵摧残更是伴随一生，就连入选宫女的资格也没有。“山西说”如若成立，慈禧刚一出生，便“定格”于社会的最底层，儿时的苦难肯定令她不堪回首。有一次，慈禧忍不住对身边的女官德龄说道：“自余髫龄，生命极苦，尔所知也。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娣所欲，亲必与之。至于余者，靡不遭呵叱。”慈禧儿时不受双亲喜爱，经常受到他们的呵叱，奇怪的是，妹妹却极讨父母欢心，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这是否从另一角度证实慈禧确为惠征养女？当然，也有可能是慈禧从小个性太强的缘故。不然的话，她十六岁时便具有“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的本事，则无从解释。按“山西说”推算，慈禧十二岁被一农民转卖给惠征，先为奴婢，后为养女，为婢时不可能求学，也就是说，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要达到史书所记载的个人学养，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管怎么说，儿时“极苦”的生活，既是她生命向上的顽强动力，也是她一辈子挥散不去的沉重阴影——此后在宫廷中极力追求、铺排的豪奢生活，便是一种变态的补偿。
慈禧从社会底层晋为贵族，后跃居掌控大清帝国命运的主宰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被外国人评价为“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比皇帝还要皇帝，那些歧视女人的男人无不对她俯首帖耳，所有王公大臣无不不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她的脚下不敢仰视，战战兢兢而又心悦诚服地顶礼膜拜，哪怕当时最优秀、最权威的“极品男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胡林翼等，也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男性执掌所有话语权的社会与时代，慈禧以一名女人身份抗衡“反拨”，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相对高度”，除了机会与幸运，更多的恐怕在于其鲜明的个性、突出的才华、超越他人的能力，以及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因势利导与“合理”运用。
八旗秀女选入宫中，由下至上分别为宫女、答应、常在、贵人、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层次等级极为森严。后宫佳丽如云，慈禧从一名普通宫女脱颖而出，是其成功的第一步。广为流传的慈禧当年以兰贵人的身份躲在宫中某一绿荫之处，在已买通的太监“牵线搭桥”下，靠南方小调撩逗皇上，取悦圣心，不过是一则想当然的传闻而已。慈禧其实根本不会南方小曲，她喜好的是京剧、山西梆子等北方戏，兴趣来了，当然也会唱上几曲。慈禧获得咸丰帝的宠幸，由多重因素的综合效应所致。她天生丽姿，容貌出众，据德龄在《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中所记，古稀之年的慈禧“还是一个很美丽动人的女性”，一双手“不仅白腻，而且是极柔嫩，决不在我们年轻人之下”，由此可以推想五十年前豆蔻年华之时的慈禧该是多么娇美出众。英雄爱美人，皇帝爱美女，自古皆然。加之她又是那么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使得咸丰帝“初幸慈禧，颇有惑溺之象，《长恨歌》中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者，仿佛似之”。对此，慈禧曾不如得意地对人说道：“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此语不仅道出了貌美遭人嫉妒之事，更反映了慈禧工于心计，极有手腕，其他宫女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此后她将这种手段用于官场政治，就更其老辣游刃有余了。
慈禧既懂满语，又通汉文，入宫前便具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并非某些宣传品所说的那样不学无术，全然愚昧无知。从她留下的一份亲自草写的早期诏书中那不少的错别字，可知其文化水平不是太高，但她对书本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入宫后仍长期读校古书、临书作画不已。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几乎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常以贾太君自居。据《慈禧写照记》所载，太后“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独能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稀有之才”，又说她“最富记忆力……彼于古名家之诗文词，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咸丰帝懒于国事寄情声色，不少奏章便让慈禧代阅。因她书法不错，有“端腴”丰采，又“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慈禧于权力似乎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与敏感，她津津有味地做着这一切，还相机参与政事，为咸丰出谋划策。日子一长，就对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套运转模式了解得一清二楚，为日后的垂帘听政提供了便捷与基础。可以想见的是，没有这段执掌清廷政权的实习与锻炼，若对政事一无所知，此后的垂帘听政便无法施行。
慈禧地位的遽变与尊显，最关键的一项，是她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就连慈禧生子这一被清宫记录在案的大事，也有稗史野乘扇动想象的翅膀，舞动生花妙笔，说载淳并非慈禧亲生，而是她将另一名产子的宫女毒死后抢夺而来的猎获物；还有一本小说虚构得更为有趣，文中描写慈禧确曾做了母亲，只是所生仅为一名女婴，后在大小太监们的帮助下，才从宫外偷偷换回一个男孩。以上两说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未尝不可，若认定为历史事实，则不值一驳。慈禧如若没有确凿的生养儿子这个重要砝码，其他一切都是镜中月与水中花。对此，别的宫女就是不服气也不行，有本事你也培育一名皇子竞争嘛。有人说这就是天意。天意也好，人为也罢，总之是慈禧凭此而扶摇直上了，在产下载淳当天，未满二十二岁的她就被晋封为懿贵妃。因当时后宫没有皇贵妃，慈禧之上，只有一位贞淑贤明、心地善良的孝贞皇后，她便一跃而成为后宫第二号人物。
真正考验慈禧并改变其命运的日子，当属咸丰帝病逝的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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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向纵深发展，英法联军突破清军一道道严密的防线进占大沽口，攻陷天津。当军机处奏报这一败绩时，正在圆明园与后妃欢宴的咸丰帝当即束手无策放声痛哭，皇后钮祜禄氏与其他嫔妃更是无计可施，哭成一团。唯有慈禧一人表现得十分镇静，只见她走上前来劝说皇上道：“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是的，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拿出对策才行，慈禧的临事不乱、极有主见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素质既是后天练成，更多的则属与生俱来的个人禀性与天赋。
英法联军乘胜进军，北京岌岌可危，咸丰皇帝更是吓得不行。他不想留在北京与洋人周旋，更不想成为他们的俘虏，便将一个烂摊子交给恭亲王奕訢全权处理，自己则率一班朝臣嫔妃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就在咸丰出奔前夕，身为懿贵妃的慈禧，则极力劝说皇上留在京城，抵抗到底。受传统文化影响，慈禧不仅不崇洋不媚外，骨子里更有着一股本能的排外复仇情绪。
1861年8月28日，逃往热河的咸丰帝病故。第二天，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因其徽号为慈安，故称慈安太后，又因她住在紫禁城内被称为东宫的钟粹宫，又名东太后；作为新皇同治的生母，懿贵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因其徽号为慈禧，故称慈禧太后，又因她住在紫禁城内被称为西宫的长春宫，又名西太后。如果不是英法联军入侵，咸丰不会死得这么快；如果不是死在承德避暑山庄，而在京城驾崩，慈禧也没有机会很快除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赞襄政务大臣；更重要的是，咸丰帝的临终遗诏为慈禧夺权提供了可能，因新皇年仅六岁，不得不由大臣辅佐，为防重臣篡位，他指定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互相牵制，又将两枚刻有“御赏”与“同道堂”字样的随身印章分别赐给皇后与皇帝，皇后的那一枚自然归慈安，而皇帝的这枚则由慈禧保管。赞襄政务大臣草拟的谕旨，唯有盖上两方印章方能生效，慈安的“御赏”盖在起首，为印起，慈禧保管的“同道堂”盖在结尾，为印讫。咸丰为防后患，煞费苦心地设计了的这一多方牵制的权力平衡机制，既不突出垂帘的皇后，也不显耀辅政的大臣，并且缺了任何一方，政令便无法下达，“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表面看来，似乎可行，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之中，问题很快就来了。就在咸丰死后第二天，两宫皇后与顾命大臣之间便起纷争，渐呈水火不容之势。冲突的结果众所周知，那就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以闪电般的神速，兵不血刃，成功地发动了辛酉政变，将肃顺为首的辅政集团“一网打尽”。政变的领导人为慈禧、慈安、奕訢，但起决定作用的唯有慈禧，她的果敢、机敏、缜密、冷静、机诈等个性特征第一次充分“亮相”，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又不得不为年仅二十七岁的她谋划之老道、手段之熟练、行动之周密、处置之精当而叹服不已。
咸丰尸骨未寒，他留下的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权力制衡措施便遭彻底破产。“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土壤不仅长不出民主的幼芽，就连分权机制也不可能真正运行。除了专制、集权、独裁，别无他种选择。因此，咸丰精心制订的权力平衡机制最终只能是一种选择与结局——要么两宫太后集权，要么襄赞大臣独裁，绝无长期并存运行、相安无事、相得益彰之理。
咸丰帝在设计权力制衡机制时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由他而一手打破了努尔哈赤家族及满清朝廷那不可逾越的惯例，为女人主政、垂帘听政大开了方便之门。咸丰帝如若地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辛酉政变成功，接下来的事情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1861年11月11日，新皇同治正式登基；然后，由六部九卿花费十多天时间，制定垂帘听政章程十一条，规定皇太后享有批阅奏章、召见大臣、裁决政务、任免官员等一应大权；12月2日，两宫隆重举行垂帘听政大典，将整个过程规范化、仪式化、制度化：但见养心殿内，新皇载淳御座之后，放置八扇做工精致的黄纱屏风，屏风一左一右地端坐着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朝会开始，议政王奕訢率所有大臣叩拜，然后，奕訢进前站于皇帝御案左侧。大臣所上奏折，皆由奕訢转呈皇帝，并向两宫太后提供处理意见。经由屏风后面的两位太后最终裁决之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