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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方略》则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组成。《孙文学说》又名《行易知难》，属心理建设范畴，孙中山以大量的事实，一反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推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行易知难，对广大民众进行科学、民主、理性的启蒙，分阶段循序进入民主共和。《实业计划》属物质建设方面的内容，孙中山提出了涉及交通、农业、矿业等方面在内的六个庞大的实业发展计划，每一计划都有十分详尽的规划方案及具体的建设措施，形成一幅中国未来社会宏伟的经济发展蓝图。这些计划，虽然大多流于设想，但其广阔的胸襟、超迈的视野、富于远见的卓识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哪怕今天，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指导意义。《民权初步》一章，则提出了中国的社会建设问题，集中宣传他的政治启蒙思想，对民权作了明晰的表述，视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为基本的人权。《民权初步》于学理的探讨不多，内容主要是对召集会议、选举代表、发言表决、提议附议等方面的规定与说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孙中山的目的，是想在民众中培养一种民主集会的习惯。集会是民主最起码的基础，他认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懂得如何开会，会中如何决议，决议后如何施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建国方略，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中国现实，综合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结晶。受社会时代与个人认识的局限，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了解不够系统，研究也不够深入，其思想理论的逻辑性尚不够严密，某些方面带有理想主义乃至虚幻空想的成分，也不乏粗陋失误之处；但就总体而言，孙中山的论述大多富于创见，闪耀着真理的火花，予人以借鉴启迪，许多内容永远也不会过时。
孙中山能够超越常人，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革命活动家、社会实践家，更是一位理论家与思想家。无论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孙中山都不同于古代士人，也有别于近代知识分子。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融古今中外文明成果于一身，以高瞻远瞩、吞吐万象、富于创新的雄迈与气势，创立理论，规划未来，以理论指导实践，将理论付诸实践，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只有孙中山一人能够做到，这也是他得以超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伟大之处。
《建国方略》完成后，孙中山继续创作《国家建设》，内容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共八册，与《建国方略》前后衔接、相互补充。令人遗憾的是，陈炯明叛乱，军队猛攻观音山，总统府与粤秀楼被炮火夷为废墟，他已完成的《民族主义》一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两册的大部分，以及其他各册的思想线索、提纲等“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全部毁于炮火。
孙中山的一生，失败总是多于成功，他曾以一种乐观主义的口吻不无激情地说道：“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在近三十年的政治风雨中，他经历过十一次武装起义，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两次改组国民党，毅然举起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大旗，最后北上议政逝于北京。当我们回望近代历史，凝视这一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大起与大落、悲剧与喜剧相互交织的复杂而独特的个体生命的人生轨迹时，分明窥见了一根贯穿始终，闪烁着炫目光彩的红线，那就是孙中山的人格魅力。
孙中山一生追求圣贤人格，以中外伟人自我勉励，特别推崇、景仰中国的远古明君汤武及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他一辈子矢志不渝的革命事业，其中的“革命”二字便源于汤武；他学习华盛顿，在关键时刻功成身退，只是中国的情势，常迫使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山”不已。他的人品之高尚，人格之伟大，哪怕政敌也不得不公认佩服。吴敬恒在致陈炯明书信中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事实也正是如此，哪怕令他痛心疾首至极的陈炯明，只要悔过，他也愿重新接纳，重归于好。但倔强的陈炯明拒绝了孙中山，两人最终未能握手言和。孙中山鲜有私仇私敌，却有着无数公敌，但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与目的，为了中国的前途与未来，他随时准备捐弃前嫌与之合作。除了必欲彻底推翻的满清朝廷而外，他几乎与其政敌都有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比如如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陆荣廷、莫荣新、沈鸿英、张作霖、冯国璋等等。
长期的内外纷争给孙中山造成的打击与伤害，其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又在某种程度上甚于外敌。陈炯明自不待言，杨衢云、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冯自由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令他心酸。
杨衢云作为最早的社团——辅仁文社的首领，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无疑壮大了反清斗争的革命力量，但内部纷争也随之而来。一次，孙中山与杨衢云发生激烈争论，杨衢云一把揪住孙中山的辫子就要动武，孙中山只有隐忍不发。广州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召开会议，推选一名“合众政府大总统”，以作为革命成功后建立国家政权之预备。最有资格当选的，唯有杨衢云与孙中山两人，但拥护他们的双方互不相让，争执非常激烈，几乎闹到翻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于是，孙中山只有主动谦让，事情才得以顺利解决。
黄兴在设计国旗、发动“二次革命”、改组中华同盟会等问题上都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宋教仁在国体上力主建立内阁负责制，还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与孙中山对着干；章太炎动不动就与孙中山过不去，在不明真相的情况指责孙中山贪污挪用捐款，鼓动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老革命党人冯自由极力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不满孙中山的容共态度，多次指责，并要求孙中山“向党员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面对这一切来自内部明的暗的矛盾纷争，孙中山所采取的，总是不计前嫌，以其宽阔的胸襟一一化解。他的身上，总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吸附着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追随者，“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地完成他的远大理想与未竟事业。
革命需要宣传，信念需要传播，孙中山的思想学说日益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与演讲、宣传、辩论、言说等密不可分。演讲对传播思想，感染听众至关重要，孙中山极富革命宣传家的天赋与才华，无疑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演说家。他认真阅读过纽约出版的《演讲修辞学》，对演讲作过细心的揣摩与研究。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对孙中山的演讲有过相当生动的描述：“中山说了几句开场话之后，向前面走几步，听众掌声雷动。他静默移时，再前进一步，掌声又起，夹杂一片欢呼声。他等了一等，将手举起，听从肃然，寂静无声。中山仍举手静默，屹立不动，乃开始演说。他演说时，差不多换了一个样子，骤然响朗的声音，中人如有电力。他的话句句真实，字字迅疾。他的声音，准确锋利像机关枪，高下徐疾，如合音节。他的演词平稳如流水，煞尾清楚，戛然而止。他依然静立在讲厅回声的中间，而他的话，已经深入听众脑筋里了。听众的欢呼声鼓掌声又起……”孙中山每次演讲，都能控制现场，笼罩全局，感染听众，鼓动人心。章士钊对孙中山的口才也深为折服，据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所记，章士钊曾经说过：“我每次去看孙中山，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见了面听他的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
其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赖与崇奉，有时真的就是一种感觉，一席谈话，孙中山就具有这种神奇的魅力。日人宫崎寅藏拜访孙中山，仅仅一次谈话，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上升为在日本、支那、东洋再也难以找到的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的伟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写道：“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一个异国人，以一次谈话为转折，此后的一生，便全心全意乃至倾家荡产地帮助孙中山进行中国革命，这种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实属难得。
颇富传奇色彩的是，孙中山凭着他的口才与人格魅力，竟然好几次逃过暗探、想要出卖他的人及前来抓捕他的敌人士兵。
为了革命，孙中山不惜牺牲一切，但他又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他曾十分坦率地说过，他一生最爱，除了革命，就是读书，然后是女人。这种直言，不仅没有影响他形象的高大，反而让人感到他的率真与丰富。
人格魅力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是道德、品格、胸怀、无私的一种自然袒呈与流露，是模仿、伪装不出来的。比如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真挚爱情，说到底，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种焕发与吸引。爱上一位比自己年长二十七岁，且长期称为“叔叔”的长辈，别说外界阻力，仅个人的内心障碍，就难以消除。其实，在宋庆龄之前，也是作为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对孙中山产生了一种亲密而特殊的恋情。父亲宋耀如从大女儿对孙中山随员流露出的颐指气使，以及她注视孙中山时那种无法掩饰的脉脉含情，及时发现了宋霭龄的内心秘密，赶紧派出他认为非常单纯的二女儿宋庆龄接替大女儿的工作，人为地制止了一场单相思。令宋耀如没有想到的是，宋庆龄比她姐姐陷得更深，走得更远，竟然冲破重重阻力，置家庭及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于不顾，毅然决然向这位父亲好友与“革命之父”表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革命是不管年龄和世俗成见的。”
孙中山平易近人，没有官僚脾气，从不打官腔摆架子；他为人率直天真，极易轻信他人，所以常常受骗；他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生活非常朴素；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一辈子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他从不为个人、亲友谋取私利，在所题字幅中，孙中山写得最多的就是“博爱”、“天下为公”。兄长孙眉是孙中山早年人生转折的关键，但他对孙中山的叛逆思想极其不满，时时加以管束，并将他送回国内，兄弟二人差点反目。后来，孙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先是同情革命，后是捐款资助，最后则亲自组织武装起义。广州光复后，为支援革命倾家荡产的孙眉回到国内。1912年2月，广东党政军各社会团体一致要求孙眉出任广东都督，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