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慵业床乃锩蓟氐焦凇�1912年2月，广东党政军各社会团体一致要求孙眉出任广东都督，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表赞同，但孙中山却以家兄质直过人，不适于政治予以拒绝。孙眉对此十分不满，孙中山道：“你是我大哥，家里的事，我可以听你的，国家的事，可就不能随便。”
孙中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其人格魅力的成功，他的身上透着一种众望所归的天生的领袖气质，其真挚诚恳、乐观主义、献身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而他的失败，则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积淀过于深厚，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过于顽固。
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图权位、功成身退，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真像一道奇特耀眼的光芒刺破茫茫黑夜，西方民主政治的曙光，仿佛就要照临古老的中华大地了。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孙中山、黄兴的辞职不仅没有成为表率，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改变人心历史，反而使得独裁统治得以顺利施行，最终落得个军阀大战的混乱局面。也就难怪有人因此而责怪孙中山与黄兴，说他们没有负起善始善终的责任了。
最可笑又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孙中山下达“剪辫令”后，不肯剪辫的不是满清贵族，而是以张勋、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以忠臣自居的汉人。所有保皇党人，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辛亥革命后，图谋恢复满清复辟的，也是以康有为、张勋等为首的汉人。
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写道：“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断，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这里的“传统思想”，自然是指腐朽的帝王思想与专制思想。面对民国招牌的有名无实，民国政治比满清更为腐败，官僚军阀无恶不作的冷酷现实，1924年春，孙中山不禁愤慨万分地说道：“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他由此认为“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是为我们的师导”，所以目光转向苏联，“以俄为师”，以党治军，以党治国，加强集权。
孙中山的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生以民族主义为己任，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半生以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目的，欲将这一外来的政治体制，建立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土壤之上，总是遭到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排斥与拒绝。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起义，武力护法，率军北伐。然而，就在这长期不断的革命过程之中，为统一号令、加强纪律、壮大力量，孙中山不得不一再集权，一再要求部下对他效忠。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在论及孙中山时，都认为他有着很强的权欲与领袖权，且民主素养不足，常常露出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固执己见，难以采纳不同的意见，极喜他人恭维，这些常人难以避免的缺陷，孙中山身上也时有流露。陈其美曾当面赞颂孙中山说：“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回道：“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按照孙中山循序以进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发展时期，“军政”时期的执行者与“训政”时期的所谓训练者，往往高居于国家与民众之上。就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而言，孙中山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标，没想到却背离了英美民主宪政，为国民党的党国集权模式，为蒋介石成为执掌军政大权的独裁者提供了可能。孙中山晚年曾公开提出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其结果是在国民党的集权暴政统治下，广大民众像对待帝王一样对待党，对待主义，成为没有个性只有共性、没有思想只有奴役的顺民。短暂的共和曙光在东方的天空刚刚破晓，就被死灰复燃的国民党一党专制、集权与独裁所吞没。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确乎突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历史怪圈，但又进入了另一种他没有预料到的新的怪圈之中；或者说挣脱历史怪圈之后的他，仍拖着一条长长的没有完全进化的封建“尾巴”。比如孙中山的归葬，为他修建的墓地叫中山陵，所谓的“陵”，便是中国封建帝王坟墓的称谓；将他的灵柩由北京移往南京，被称为“奉安迎柩”，停灵公祭称为“奉安大典”，所谓“奉安”，是古代对帝后安葬及神主迁庙的一种尊称；中山陵共三百九十二级，近三十层楼那么高，民众瞻仰孙中山，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爬，真有一种朝圣般的感觉……这些，与他毕生所追求的民主主义，与他倡导的自由平等，确乎大相径庭！
当然，如果上帝假以天年，让他多活十年、二十年，哪怕几年，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当会出现新的变化，他所领导的革命定会出现一种新的气象。南北会早日统一，中国就可尽快地进入宪政改革与经济建设之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也许会成为类似美国两党制的共和基础，一执政，一在野，相互监督，轮流执政，以此过渡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即使分裂，也断断不至于出现血洗、屠杀、战争的暴烈惨剧；那么日寇就不会乘虚而入，未来的中国，就会少掉无数血与火的劫难。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除了仰天浩叹，唯有内心泣血！
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于南京，他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最后又葬于南京；他生于广东，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但心中一直想着的，却是离开广东；他对北京的皇权统治深恶痛绝，正当他走向北京极有可能在各界的拥戴下成为正式大总统之时，却身患重病撒手人寰，哪怕死后，也不愿在呆在这块专制皇权笼罩着的地盘，而以南京紫金山为最后的归宿之地，“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孙中山儿时常以自诩的“洪秀全第二”，他“从来不说太平天国不好”，其反抗的底色，革命的基调，一辈子也没有改变——就某种情形而言，孙中山还真有点洪秀全第二的味道：他们俩都起于广东，而葬于南京；洪秀全建立拜上帝教实现人间天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国模式多少有些类似；洪秀全北伐未能成功，建立的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一块南方根据地，孙中山也曾北伐，建立了一块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根据地……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尽管如此，孙中山毕竟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显然超越了洪秀全：洪秀全未能推翻满清统治，他做到了；洪秀全建立的是畸形的虚幻天国，孙中山始终着眼于社会现实与中华大地；洪秀全的个人腐败、穷奢极欲，是以广大民众谋福利为宗旨的孙中山所全然没有的；洪秀全的思想，吸取的只是断章取义的西方宗教糟粕，而孙中山吸取的则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且从不排斥传统，总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比如他设计的中山装，前襟四个口袋，便象征着“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洪秀全最后归于彻底失败，太平天国过后，留下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孙中山的革命则获得了成功，他改变了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其影响延及今天，仍将深刻地作用于未来……
孙中山是一位受到国共两党爱戴与敬重的革命领袖，国民党尊称他为“国父”，共产党给他以“革命先行者”的荣誉；他将世界主义作为一个遥远而崇高的目标，又享有“世界公民”的美誉。但由于孙中山本人的丰富与复杂，所以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风云人物与研究者，都按各自的需要去理解他、塑造他。过去曾有过人为的拔高，将他视为一尊完美无缺的神灵；现在则有人故意哗众取宠，肆意贬低攻击，说他是一位机会主义者、冒险主义者，说他迷信武力、出卖国家主权等等。其实，这样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与态度都不正常，应回归客观与理性，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他是人，不是神；他有缺陷，但无大过；他给历史带来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主观愿望及个人品德无可指摘。
无论我们怎样对待、研究、评价孙中山，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何种情形，孙中山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于是，不由得想起了郁达夫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916年9月，孙中山被杭州钱塘江潮那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宏伟气势所震撼，在给浙江海宁乙种商科职业学校题词时，不禁挥毫写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但愿每位炎黄子孙铭记中山先生这一政治名言，并以此自励。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若论念书学习，袁世凯天资平平。但就个人结合素质与智慧才华而言，他还真是一位常人难与为匹的人物。有人说他不学有术，此话半点不假。袁世凯生就的性格，好动不好静，于舞枪玩棒、骑马驰骋、习拳弄武格外醉心，而一提读书，他就头疼没劲。志向不在读书，所以在这方面给人的感觉，就显得较为愚笨。在近代重量级人物中，袁世凯别说与学贯中西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及国学深厚的曾国藩、林则徐等人相比，即使与学问素养并不怎样的李鸿章、洪秀全也不在同一档次。但生于“家世为儒”的大户之家，又不得不在父辈的督责下刻苦攻读，堂叔袁保恒将他安排在北京念书时，仅聘请的老师就有三人，分别教袁世凯作诗、写字、习八股文。在他人的逼迫与外界的压力下，做自己半点也不喜欢的事情，可想而知，袁世凯该是感到多么地压抑与痛苦。因此，他两次参加科考，两次落第，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他与张之洞联名上书取消科举制度，这虽是清末新政的一种需要与先声，属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但与他早年这段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应该说也不无关系。1905年，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袁世凯将其视为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事，很是高兴了一番，以后还常挂嘴上屡屡提及。
袁世凯不喜念书，不等于他无视功名。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几首诗中，都透着一股建功立业、志向远大的非凡气度。比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再如《感事》：“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两次科考落第，袁世凯又羞又愤地说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他将儒家典籍束之高阁，将应考诗文付之一炬，开始寻求其他猎取功名的腾达之途。
在一个以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为正途的社会，其他方式不是为人不齿，就是难之又难。袁世凯先是准备捐官，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拿出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几个私房钱让他进京谋职，结果被他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