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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东坡盼望提军西北抗击西夏入侵之愿一览无余。
早年与弟弟苏辙的和诗中，苏东坡便曾有句：“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
至于武功怎样？苏东坡在一诗的序言中曾自我介绍：“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也就是说，张弓射箭，苏东坡能按部队标准，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过从实际上，指挥作战这些都用不上，主帅的活路还是脑力劳动，一旦到了轮到主帅去战场拼刀子的地步，那这场战争大多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治军才能，古今一理：战略上重于造势布局；战术上重于出敌意外。
这些跟定州的苏帅几乎都无关，战和大事，有京师的枢密院定夺，兵力部署也轮不到定州知州，上战场苏东坡没有机会。
但部队战力决定胜负是不用疑问的，战力取决于部队素质，素质来自于训练，训练包括各个方面：士气、军心、纪律、单兵作战能力及战术动作配合，后勤保障及敌情分析，甚至作息合理、军仪肃整都能大大影响战力。
当时的定州军中，长官腐败无能，士兵饷低气绥，军械不整，衣食俱差，官兵沉溺于酗酒赌博。暂时的和平时期，大仗没有，小仗却也难断，但宋军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有的还杀良冒功，借机抢劫财物。
这样的部队怎能上战场？苏东坡开始从基础做起：修缮营房，整饬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保证军需军饷，先使士兵吃好穿好，稳住军心再说。
宋史载：“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
前文易懂，不做翻译了，总之，文人苏东坡做了军中主帅之后，也是一样称职的，苏东坡十月来到定州，经过月余整顿，定州部队面貌一新，酗酒赌博禁绝，训练、演习渐入正轨，军中上下尽皆畏服。
十一月，苏东坡连上两道奏章：《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乞修定州军营状》。可见，苏东坡不仅于文采斐然，对军旅武事也不外行，只遗憾在帅位期短，不能见诗人战场风采，若能疆场建功，肯定又是一段千古佳话。
宋史载：苏东坡惩治腐败军官之时，诸校官俱都忐忑不安，看来没有谁的屁股真干净，这时有个卒史以贪赃事密告其长官，苏东坡这时竟然采取了透明的“官官相护”政策！
苏东坡告诉那个卒史：“治理这个是我份内之事。但若听任下级兵卒群起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
于是他将这告密的卒史一并惩处，将其发配回家。――不好评价苏东坡这样做的对错，总觉得这政策有点不近情理，不过这是否是实质的奖励就不好说了，反正那时绝对没有人愿意当兵。
但自此后军官们的确军心大定，可见，苏东坡执军法也如他断民案，以灵活为主，以取得实效为尺度。
但对高级将领就不是如此了，苏东坡反而刻板的毫无通融之处。
作为一方军政首长，苏东坡对自己当受之礼甚为重视。这是因为军中废礼仪已久，苏东坡决心恢复旧制，按旧典举行春季阅兵。
苏东坡身着元帅常服，所部将校副官戎装重甲依次晋见，军中有个老军头王光祖，乃一骄悍老将，在此统兵多年，现在这样做戏般被检阅，觉得是件羞耻的事，便装病不出。
苏东坡这次毫不客气，一面下令老将必须参加，一面召来书吏，起草本章，看样要即刻上奏朝廷，老将也怕文人硬帅，立即病体康复参加了春阅。
整顿大见成效，宋军军纪肃然，军貌一新，军营整洁，军威初显！一些老将含着热泪赞叹：“吾等好久没见过部队如此正规化了！”
考察将领之际，苏东坡却不忘留意人才：据《梁溪漫志》记载，当时有个武将晋见苏东坡，其长相极其粗狂丑陋，上交自己的报告后便躬身退出，苏东坡翻看该将领的述职报告，大为惊叹，连声称奇，便考较自己的军中参谋李端叔，让他指出文中奇句何在？
李端叔细看，回禀：“‘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
苏东坡捻须点头：“你说的不错，换了别人还真不容易看出来啊。”
李端叔提醒：“不过，看这人的长相，不一定是出自他本人的手笔。”
苏东坡告诉自己的参谋：“即使如此，那又怎么了？有这双慧眼就是难得！”
马上令人将这丑将请回帅府，与之相谈甚欢，致使一府皆惊。
可以肯定，如果不出意外，这位丑哥必将得到重用，可是，世事偏偏与预料作对：苏东坡自己已经身处危崖，哪还来得及重用提拔别人？
对这点，苏东坡是有思想准备的，甚至打心里没有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不做官吗？只要朝廷的贬谪令没到定州，那工作还得照干，意见还得照提，在其位谋其政么！
正月，苏东坡依旧上表没有了太皇太后的朝廷，要求开官仓赈贫民，并且出谷平抑定州米价，奏章为《乞减价崇常平米赈济状》。
就连参谋李端叔（幕僚）都觉察到了京师政治形势的不对劲，提醒苏东坡注意，苏东坡满不在乎：“咱们相识不易，正期望与君游戏于文字翰墨，以寓其乐！”
当真正的贬谪令到了定州，亲朋好友惊惧非常，一起去安慰苏东坡，也有人劝说苏东坡从此需要出言谨慎了，理应从此儆戒，哪能一再吃亏不接受教训？苏东坡反而笑了：“难道是被赐自尽吗？何至如此呀？”
随即说道：“我素喜《松醪赋》，去点根蜡烛来，我全文背书写一遍，若是错漏一字，我必伤命于此行；否则此行无恙。”
众人谁敢打这个不吉的赌注？一旦偏旁笔画错上哪怕一点，或偶有差讹疏漏，岂不大大丧气？
苏东坡不管这些，径直铺纸舒笔，三百六十四字一气呵成，住笔收神，“终篇竟无秋毫脱谬！”，众皆惊惧稍安无语。――此事记载于宋人笔记《爱日斋丛钞》。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是超然物外，对仕途跌宕甚至个人荣辱并不大在意，天大的事情临头，一样心平气和！
残春刚过，怎么就突遭贬谪呢？这就是苏东坡早就看到的事情：汴京朝堂，风云突变，十八岁的小皇帝乍获自由，已经决心玩出个大大的名堂！
政治腐败一般都先源于生活腐败，小皇帝首先关注的是龙体玉露洒向何方，先遍览宫中春色吧！
八十八、少年天子得意时
身登九五的哲宗皇帝终于亲政了，所谓“亲政”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皇帝开始时还最讨厌政务，皇帝兴奋的是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些年皇帝在太皇太后的管教下，最厌恶的就是听“侍读”们讲课，尤其那老学究程颐，成天告诫：为君者万莫迷恋女色，那是些刮骨钢刀，蚀肠毒药，自古红颜祸国，圣主千万远离此物。
像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越是大人告诉是禁区的地方，孩子们越感兴趣，早熟的皇帝反而迷上了这类危险尤物，按皇家成例，皇帝身边时常要有二十个豆荚年华的少女伺候，未成年时的皇帝研究这些业务就十分便利了。
十四岁刚过时，朝中那些古板的士大夫们就开始不断给太皇大后及幼主上表进谏，劝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国之道，这使得那时的小皇帝对元佑这些儒臣们早存厌恨。
现在一切都解放了，皇帝再不愿意让几个老头子在耳边唠叨了，着意挑选了几个忠心为主子着想的人来到帝国中枢，这几个人就是元佑年间一直被迫害压制的新政党人。
于是，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开始了，新朝新气象，朝堂自然也要尽换新人，其实所换上来的也不是什么“新人”，而是九年前的旧人，但实行的是新政，这些人里面就包括苏东坡的旧时好友章惇。
章惇官拜相位，举朝立即换上了“自己人”，聪明的宰相成功的使皇帝相信了：所有元佑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他们都犯有破坏先王新政的大罪！
太皇太后临崩前所担心的谣言被堂皇奏上朝堂：这些所谓元佑君子们曾帮助太皇太后密谋夺取皇位，但是，谣言的出处据说是曾经的宰相蔡确，而蔡确现在已经死了，这就成了一个死无对证的迷案，这正是章惇所需要的效果。
旁证口供取得不难，对宫廷近侍、旧时官吏采用刑逼就是了，三木之下，求何不得？
再说了，这种事，本来要的就是过程，不是什么结果，能让小皇帝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大获成功！预防起见，也不能饶了这些或许会耍阴谋的元佑党人吧？
在满足小皇帝的性需求方面，章惇做得得心应手，以至后来有人弹劾他：“以娼优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
小皇帝生活得到照顾，政治上自然也要照顾体贴圣意的宰相了，章惇在皇帝的眼中成了能臣、忠臣、不可缺少的重臣！章惇逐渐达到所奏必允的地步了。
皇帝在新政忠臣的建议下也要狠心改革了，父皇神宗的新政要重新恢复，至于神宗在位时的不成功？那当然是由于太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作梗，破坏他父皇之德政！还不该被清算？
所以，不光是苏东坡，所有反对新政的大臣都挂上了破坏先皇德政的罪名而遭贬谪，就连死人也逃不过谴责，司马光和吕公著就是被从九泉之下拉出来批斗的典型。
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还是两度遭受降级，并被剥夺所有爵位。章惇甚至还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鞭答尸体，以为不忠君者诫！
不过，皇帝对司马光生前一直印象不错，到底也没有狠心颁下鞭尸诏书。章惇收拾死人没成功，但是对活人就不用顾忌什么了，司马光家的财产被没收，子孙的俸禄官衔一概取消，司马光的荣耀牌坊被拆除，碑文予与磨平。
甚至还差点造下了一个千秋大孽：曾有官员奏请朝廷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于以毁灭，幸而有人反对，神宗曾经为《资治通鉴》写序。这才使小皇帝没敢继续“破四旧”，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
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频频颁下，与苏东坡遭贬的同时，三十多个元佑期间的大臣受了降官或贬谪。章惇因为皇太后摄政期间曾身遭监禁，现在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章惇岂肯善罢？
至于已经闻名天下的苏门四学士，当然也免不了被贬谪的宿命，章惇甚至发明了一个绝招：利用调动折腾你！被流放出去的人的官位可以逐渐贬低，跟着的自然是随意调动，中国大的很，你们就被差官押解着东西南北的辛苦旅游吧。
非常时期，可以设置非常机构。朝廷设立“专案组”专门负责贬官事宜。这是种类似于后世“文革小组”的东西，权力与之相仿佛，狠心好像还不如后来者，不过效率要远远超过：元佑大臣无一得以幸免，先后惩处了元佑官吏八百三十人，最后还立碑纪念，命名为《元佑党人碑》。后来蔡京登徽宗相位后正式定名为《元佑党籍碑》，再后来干脆称呼为《元佑奸党碑》或《元佑奸臣碑》。
对苏东坡兄弟的处置，尽显了章惇的苛酷无情，苏辙再次被贬谪雷州时，他竟密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