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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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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副市长用欣赏的眼光望着急于改革的创业者:“五五不行吧,四六。”

“你四我六?”

“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呢?哈哈哈,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

“呵呵呵……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离开副市长办公室时,朱副市长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向主管公司报告了吗?”

“啊,报体改委的申请副本抄送给了特发一份。”

“那好,明天市政府办公厅就下发批准你们股改的申请。”

第二天上午,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办公厅机要室的红头文件,却被电话告知特发副总李景全正带领一拨人员在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这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

我打电话给体改委徐景安主任,没有人接听;电话打到朱副市长办公室,秘书说,朱市长胃病发作住院了。

鉴于特发的强烈反对,办公厅暂停下发同意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待现代企业公司与上级公司协调好以后再另行上报审批。

按原计划,招股通函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布的版面已经安排妥当,首届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准备,只等红头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暂停的消息犹如兜头被泼了一桶冰水。

股改小组紧急商量对策。这时已没有后路,对激烈反对的总公司只有硬着头皮面对。

此时孙凯峰已离任特发,继任者袁陶仁是北京电子部前计算机局局长。

在特发集团总部会议室,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坐在袁总一旁的李景全发言:“国商也在谋求股份化改制,报告也打到了体改办,但我们是通过特发集团批准上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越权的报告却下了红头文件,而国商的没有一点回信。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我听得心里痒痒的:“好啊,你李景全办的好事,袁陶仁刚从内地调来知道什么?还不是你捣的鬼,非得第一个股改。就凭你‘官大压死人’的做法,我非得在国商之前完成股改不可。”特发管理层拒绝了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

怎么办?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新一代公司的王晓敏来自长春,同政府中一批长春背景的秘书圈子有交往,建议我“以王石的名义邀请市委、市政府的秘书们聚聚”,“介绍股份制改造遇到的困难,赢得市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理解,舆论占先机。”

王晓敏做联络员,邀请信发了二十多份,原以为能到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没想到全到齐了。聚会的效果不错,在王晓敏的协助下,公司给年轻的秘书们上了一堂股改课。

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我与张西甫一起直接约见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

过去和李灏书记只是在一些座谈会见过,从来没有单独约见。见面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非常小,里面就一张桌子,桌子后一把椅子,前面两个凳子。市委书记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笔直,一边练习毛笔字一边听取汇报。我一边谈一边想:“不论怎样,您也该将毛笔放下听我们讲啊。”

待汇报者不言语了,市委书记把毛笔放下:“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系统,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们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面有意见,管理就乱套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你们要晓得,袁陶仁那么强硬,北京是有关系的呀。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的秘书唐火照联络,但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办公室。这位曾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红色秀才明确表态: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秦书记爽快的表态,让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书记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到这份上,袁总只有顺水推舟了,万科由此完成了最为艰险的股权改造工作。

第15章 冯仑:“92派”的野蛮成长

【冯仑小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

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冯仑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生于1959年的陕西西安人冯仑,是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1992年5月,冯仑决定到海南去碰碰运气。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了一家信托公司五百万元的投资,然后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时的海南,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于受特区开发政策的影响,海南一直颇受投资商的关注,据称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有十万大学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后,热浪终于席卷全岛,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产。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价是每平方米一千两百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价已上涨到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冯仑回忆说,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看得让人心惊胆战。很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广告,连地基还没有开始打,价格已经驴打滚一样地翻了几倍,海南重现当年倒车时的疯狂景象。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884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

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汹涌迷乱的海南,他们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长不了”。一年后,六人就撤离海南,冯仑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后者离开万通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他从开发SOHO现代城开始,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头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江湖聚义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五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一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

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车上认识了刘军。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十六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功权先找到工作,干得还不错,在一家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启富当时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说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打过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儿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儿后,第一个跟过来的是王启富;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功权冒出来了。我们给功权打电话,他正好回海南办手续,一听我们找他,二话没说,顶着光头就往北京跑。后来我把他推荐给老牟。有个情节特别有意思,我告诉老牟,功权非常能干,当过法人代表,老牟说那让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营业执照拿来吧。功权赶紧去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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