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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冰在工作和学习中非常努力，成绩优良，加上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受到周围人们的广泛好评，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那里的环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也就是李冰进入护校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芜湖，美国人的家属和一些高级医护人员都纷纷逃离医院。赵瑛也带领家人到巢县乡下避难。
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美并未交战，作为长江下游一所较大而且有些名气的弋矶山美国教会医院，日本人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医院空地多，不少难民纷纷拥入医院，搭起棚子，把这里当成避难所。
赵瑛逃离芜湖前夕，和李冰商量了她今后的去向。赵瑛认为，目前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希望李冰能再坚持两年将文凭拿到手，将来也便于找到工作。于是，李冰就留在了医院。
赵瑛带着家人走了，整整两年音讯全无。而这两年，李冰是在恐惧和不安中度过的。
弋矶山医院门口多了日本士兵站岗，不得随便出入。每次外出都必须向日本兵鞠躬，接受盘查。1940年李冰毕业时，原先招生的30个人只剩下了4人，而非基督徒只有李冰一人。第一次拿到工资时，李冰放声大哭！
由于家人没有音信，李冰毕了业也无处可去，而当时医院正需要人手，李冰被要求留下工作。不久，她就被提升为手术室护士长。1940年底，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人开始出现在医院里，日本人的重病患者也不时送来诊治。医院里人心惶惶，美方院长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开始撤离，最后只剩下了几位年老的美国医生与护士长，医院成了维持会，“到哪儿去呢？”这是每天盘旋在李冰脑海里的问题。
骨肉分离的痛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李冰焦虑不安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医院办公室的中国主任将李冰找到他的办公室去，神情紧张地询问起她的家事来，并告诉李冰：日本人已来医院调查了李冰两次，称芜湖的共产党分子李克农的女儿据说就在这所医院里。由于李冰进校时已改名“李静彬”，“家长”是爷爷李哲卿。所以院长只答 应进行调查，应付了过去。
不久，日本人又来盘问，院长见事有不妙，赶紧劝李冰离开医院。可是年方20岁的李冰投奔何方呢？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急得整天只有哭泣。
几天以后，有两个身穿老百姓服装的陌生人到医院来找李冰，说是赵瑛派他们来接她去上海的，并给了一笔路费，而且他们还告诉李冰到上海车站后有人来接她，交待了如何找到接待的人。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初步形成，李克农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11月，赵瑛收到了李克农从北方捎来的鸿雁，李克农的这封信很长，信的最后一句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思念家人之情，你们可以想象到。”全家人得知李克农还活着，都兴奋不已，欣喜若狂。此后，李克农便常有家书寄回。
李克农就任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一职后，赵瑛和一家老少，步行来到武汉，终于得以和李克农团聚。以后随着日军进逼，赵瑛又跟着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湖南、贵州和广西。到桂林后，赵瑛决定将处于兵荒马乱中的李冰接来。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中所描述的那一幕。
恰好此时弋矶山医院有一位家住上海的大夫要回去探亲，于是李冰便与他一道匆匆忙忙地登上从未坐过的火车离开了芜湖。在上海车站，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伯将李冰接出了站。这位老伯伯，李冰小时候见过，他是和李克农交往甚密的共产党员。
此时李克农已经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由于日军侵入云南，滇缅路被封闭无法通过。李冰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在中共地下工作者安排下，被送往香港等待时机。一个月后，李冰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侨中的地下工作者们，在中共地下党接引下，穿过日本及国民党的严密检查，从香港经九龙偷渡到广东淡水，由惠阳进入内地。
一个多月的昼夜行走，终于到达广西桂林，李冰见到了失散已久的父母。20岁的女儿此时此刻变成两岁的小孩，一头扎在妈妈的怀中，泣不成声。
李冰在解放后长期从事肿瘤防治工作，是新中国肿瘤防治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具体参与者，她领导组建了中国第一所肿瘤专科医院及肿瘤研究所，成立了中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组织上为全国的肿瘤防治研究进行了准备，为中国肿瘤防治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回忆抗战初期的这段经历时，李冰充满感慨地说：李克农等一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是默默无闻却又最无私无畏的人，至今我对这样的地下工作者还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默默地不顾一切危险地奉献着，有些就在敌人阵营而不为人知，或是受着严酷的困苦和冤屈，家属也受尽牵连不能翻身。我是幸运者，又有什么艰难委曲不能愉快克服呢？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的一种‘动力’，是自我斗争中战胜自己的力量。”革命，要面对牺牲。革命，同样要能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营救关押的“政治犯”
1937年3月，李克农抵达上海，一方面治疗眼疾，一方面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半公开的红军驻沪办事处，联系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交由李涛负责。大上海，又见面了！
时过境迁，景物依旧，往事历历在目，李克农心中不由地发出阵阵感慨。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经国民政府批准，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改编后，八路军即开赴华北前线，深入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一起，在红军驻沪办事处的基础上，筹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不久，办事处正式成立。它设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21号（今延安中路504号），中共党内同志都爱称这幢两层小洋楼为“李公馆”，李克农、潘汉年、秘书长刘少文和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办公。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上层统战、联系社会团体、恢复中共党组织、运送物资器材、散发宣传品和营救中共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出狱。
李克农在驻沪办事处工作的时间不长，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的工作上，对每一个被国民党关押的同志，他都做了极其细致的调查研究，力求使营救工作卓有成效。中共杰出的文艺工作者夏衍，第一次和李克农见面，就是在办事处的那幢小洋楼里，也正是在那儿，他为李克农开展营救工作所花的功夫而折服。
那次见面，性格腼腆内向的夏衍，看见严肃的李克农，很有点紧张和拘束。但话匣子一开，夏衍不禁被李克农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风趣的谈吐打动。
最令夏衍惊奇的是，李克农对文艺界的情况了如指掌，某人是哪个省的，某人在狱中用什么别名，某人在上海有什么社会关系，他都心中一本清帐。因为李克农正在做营救“政治犯”的工作，所以对每个人的情况一清二楚。这是详细调查研究的结果。临走时，夏衍向李克农道别，李克农让他等一等，并对站在身旁的一个人打了个手势。
“不用为我叫车，我离这儿很近。”夏衍误解地赶忙谢绝。“不，不，”李克农说，“让他先去看一看，弄堂外有没有‘狗’。”停了一会儿，又加重语气说：“听说你是‘福将’，在上海没有被捕过。但是，越是这样，越要当心。不要以为蒋介石会发善心，一边在做，一边在捉，即使国共合作了也要格外当心。”一席话，说得夏衍心悦诚服。
8月下旬，李克农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就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改由潘汉年负责。办事处设在南京傅厚岗66号（今青云巷41号）一幢小洋楼里，是周恩来托关系租到的。叶剑英作为八路军驻京代表于8月中旬先到。不久，增加了钱之光，他负责办事处的军需和财务工作。工作人员有童小鹏、夏之栩、熊天荆、张樾霞、王凯、王超等人。8月底，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领着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来到南京，也参与了办事处的工作。
为便于工作，办事处又在高楼门29号（今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称“处长公馆”。
因对外联络的需要，李克农买了块少将肩章。他还印有名片，上面赫然写着：“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
负责机要的童小鹏等人，也依样办理，买了少校肩章，摇身一变，成了少校科长。
这一招，在只重官衔不看人的国民党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多方便。
李克农接手工作后，营救和接待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的任务，就摆上了议事日程。他协助周恩来、叶剑英，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从监狱里营救和保释出几百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这中间，有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黄文杰、刘顺元、陈农菲、王鹤寿等人；有从首都反省院出来的张樾霞、乐于泓、张恺帆、李世农等人；有从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出来的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有从和县临时监所释放的喻屏、陈春林等人。
出狱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们有的径往外地，有的找到了地方住，更多的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像迷失的孩子找到家，个个热泪盈眶，兴奋不已。
办事处地方太小，李克农安排大家住进鼓楼一家旅馆，办事处派人登记、发钱、发衣服。出狱的人经过初步审查后，一部分由办事处直接分配工作，大部分送往西安转赴延安，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有七八百人，全都由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对那些在监狱中表现不好的，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抗日。出狱的人员中，有的在监狱中没有暴露身份，对他们，李克农总是想办法安排打入国民党营垒，继续从事特殊工作。
奋力救战友
8月底从中央军人监狱被营救出来的陈农菲，就是其中的一位。8月29日，陈农菲和其他被营救出来的“政治犯”被送到办事处来。周恩来、董必武和被大家称为“参座”的叶剑英、李克农，亲切地会见了大家。李克农操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笑眯眯地和这些老相识打招呼道：“我们又见面了！”
李克农和陈农菲详谈许久，当话题转到陈农菲的工作安排时，李克农说：“农菲，你还 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要好好利用，这是花了代价换来的呀！”
“什么有利条件？”陈农菲被李克农一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是和大家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么？”
李克农看出陈农菲的迷惑，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你的有利条件。我看了你的判决书，上面有‘被告坚决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