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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称“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
为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了手。座谈会初期，王实味的问题还只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久，由于康生的介入，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座谈会快结束时，由于王实味以前曾向党组织交代过早几年在上海与王凡西、陈其昌等人的交往经过，王实味的问题便被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
座谈会结束后，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在7至8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来。
这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一职，再没有过问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个决定，王实味被当作敌人送交保卫部门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康生式的审讯开始了，王实味在“坦白罪行”和“否认自己是托派”之间，来回转圈，审讯工作并不顺利。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然而，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最后，王实味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抢救运动”结束后，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王实味案（四）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还是于1946年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的目的，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
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 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
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月1日，国民党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命令是谁下的？
康生于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雷霆大发，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这年8月31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却也一句不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1981年，85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1986年新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最后一页注释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王实味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康生既是始作俑者，又是主要的决策者，而李克农，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环境艰险，不容李克农多加冷静思考。岁月苍桑，却折射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勇于面对错误的崇高风范！
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传到中国，万众欢腾，历经八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终胜利。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企望和平，中国却又重新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急匆匆地抓紧时间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企图一举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异己力量。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对此，中共及解放区军民当然不会忍气吞声。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指出：
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然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中共递上了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原来，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更何况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蒋介石这才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世人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字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八月十四日
电文不长，而字里行间颇有恳切之意。对毛泽东是否会应邀，蒋介石其实心中无底，他一面静听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命令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这批联络参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938年起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驻的代表。按规定，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然而，这批联络参谋实际上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共党内和敌后根据地的各种情报，秘报重庆。有的甚至公开在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下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八月十六日
朱德给蒋介石的电报，批驳了蒋介石向八路军提出的“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和受降的错误命令，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在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明确表示，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转告重庆方面。8月20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此时，他已得到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因此一反常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情起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