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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因素使他的希望落了空。第一，接连不断地轰炸沿着海岸集结的大量军队，造成的伤亡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住，散不开。在最初阶段，经过一阵轰隆隆的空袭之后，军队吃惊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但是很少有什么人受伤。有岩石的海岸也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结果。不久以后，兵士们对空袭就不在乎了。他们沉着地蹲在沙丘之间就有活的希望。在他们面前的大海是灰色的，但并不是不欢迎他们的。在那边，有救命的船——就到家了。
第二个为希特勒所未料到的因素是他的飞行人员的伤亡。英国和德国的空军的质量在这里直接受到了考验。英国的战斗机队尽最大的努力在战场上空不断巡逻，与敌人殊死战斗。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入德国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予敌机以重创，把它们打得七零八散，逐出上空。天天都是这样战斗，一直到皇家空军获得光荣的胜利为止。无论在哪里遇着德国飞机（有时德机一来就是四五十架），便立刻向它们展开攻击，往往我们的一个中队或者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便打下几十架敌机，敌机的损失不久就达到几百架之多。我们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
战斗机的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战果很显著。优势的敌人有些被击败了，有些被打死，尽管他们很勇敢，但也被我们战胜，甚至被我们打得畏缩不前。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可惜，海滩上的部队很少见到这空中的伟大战斗场面，因为战斗时常是在几哩以外或云层上空进行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空军使敌人遭受的损失。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敌机向海滩投下的炸弹，这些敌机从上空飞过，但是也许就飞不回去了。在陆军中甚至对空军有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有些军队在多佛尔或泰晤士河港口登岸时，由于不了解情况还侮辱了穿着空军制服的人。他们应当和空军紧紧握手的，但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在议会中，我千方百计地向大家讲明这一事实。
但是，如果没有海，所有海滩细沙的有利条件和空中的英勇战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十天或十二天以前所下的命令，已在事态的紧急和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结了丰硕的果实。岸上、船上秩序井然。海面很平静。小船来往于海岸与大船之间，在海滩边把涉水过去的士兵运走，把落水的士兵救起来，它们全不顾敌人的轰炸，虽然轰炸常常使它们遭受牺牲。单是船只数目之多，便足够弥补空袭造成的损失。就整个“蚊式”舰队来说，是打不沉的。正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光荣的事情传到了我们团结一致、不可战胜的岛国人民的耳里，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
虽然小船的工作很出色，然而不要忘记最繁重的任务还是由军舰负担的，它们来往于英国和敦刻尔克港之间，载运了三分之二的士兵。正如本书第89—90页的损失表所表明的，驱逐舰起了主要的作用。私人船只和他们的商船水手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忽视。
※ ※ ※
人们以焦急的眼光和逐渐增长的希望注视着撤退的进展。27日晚，海军当局认为戈特勋爵的阵地已十分危急；海军部派往敦刻尔克担任高级海军军官职务的皇家海军上校坦南特紧急电告，要求立即派遣所有能够利用的船只到海滩去，因为“明天夜间是否能撤退将成问题”。情势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了。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派去了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二十六艘其他舰只。28日是很紧张的一天，但是由于皇家空军的有力支援，我们守住了陆上的阵地，因而紧张的局面又逐渐缓和。我方尽管在29日受到了严重损失（三艘驱逐舰和二十一艘其他船只被击沉，还有许多被击伤）但海军的计划却仍然照样执行。
绝没有发生过把法国士兵丢在后面不管的问题。在法国方面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发出什么怨言以前，我就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首相致陆军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5月29日
（正本送帝国总参谋长）
应尽量使法国军队和我们共同从敦刻尔克撤退，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他们单依靠他们自己的航运工具。应立即与驻在我国的法国代表团会商办法，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与法国政府洽商，以免引起指责，或尽量避免引起指责。假使我们从敦刻尔克撤退那两个法国师，并以我们自己的军队临时代替他们，以便简化指挥，这样做也许比较妥善。但是请向我提出尽可能妥善的建议，并告我还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首相致斯皮尔斯将军（巴黎） 1940年5月29日
把以下文件送交雷诺，以便通知魏刚和乔治：
我们已从敦刻尔克港和海滩撤退了将近五万人，并希望今晚再撤退三万人。前线随时可被突破；或者，码头、海滩以从船舶也可能被空袭和西南方射来的炮火破坏得不能使用。没有人能够预料目前顺利撤退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或者将来我们还能救出多少人。我们希望法国军队尽量和我们共同撤退。已命令海军部在法国海军提出要求时予以援助。我们不知道将来被迫投降的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分担这一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忍受这种损失，不要对不可避免的混乱、繁重和紧张的工作有什么怨言。
当我们撤退的军队一经改编就绪，并且准备好了为保障我们的生命、对付敌人扬言的甚或是迫在眉睫的进犯所必需的力量时，我们就要从圣纳泽尔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我正从印度和巴勒斯坦调来正规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队不久就可到达。现在我们正在亚眠以南搬运装备，足供五师的需要还有余。但这只是为了妥善部署和应付紧急的突击，我们不久将把增援我们驻在法国的军队的新计划送给你们。我怀着满腔的袍泽之情发出此信。请把你们的意见坦率告诉我，不必犹豫。
※ ※ ※
30日我在海军部作战室召集海、陆、空三军大臣和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议。我们研究了当天比利时海岸的情况。军队撤退的总数已达十二万人，其中只有六千法国人；参加工作的各种船只共八百六十艘。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威克－沃克来电说，尽管有激烈的轰炸与空袭，在前一小时也有四千人上船。他还认为，敦刻尔克也许明天就守不住了。我强调迫切需要撤退更多的法国军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对我们和盟国的关系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我还说，当英军的力量缩减到一个军的时候，我们便应当告诉戈特勋爵上船回国，留下一个军长负责。英国军队应坚守阵地，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以便法国军队得以继续撤退。
由于我深知戈特勋爵的性格，所以我亲笔给他下了如下一道命令，由陆军部于30日下午2时正式发出：
应尽最大努力继续防守目前阵地以便使目前顺利进行的撤退工作能撤走最多的人。可每隔三小时通过比利时西部的拉·潘尼报告情况。如果我们仍能保持通讯，当我们认为你指挥的部队已缩减到可以移交给一个军长时，我们将给你下达命令，让你偕同你到时觉得应当撤退的军官返回英国。你现在即应指定这位军长。如果通讯断绝，当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超过三师的人数时，你就应移交指挥，并按照规定的办法回国。这是按正确的军事程序部署的，此事不能由你个人自由行事。从政治上考虑，当你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一小部分时，你被敌人俘虏就等于是让敌人获得一种多余的胜利。应当命令你所选择的司令官继续与法军共同防御，并继续从敦刻尔克或海滩撤退，但是当他认为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并且不能再给敌人以相当的杀伤时，他有权与法军高级司令官协商正式投降，以免无谓的牺牲。
很可能这封最后的电报对其他的大事和另一位英勇的司令官的命运产生了影响。1941年12月底，我在白宫从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那里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科里几多尔①美国驻军即将面临的命运。我认为，我们在一位总司令指挥的部队已经缩减到他原来指挥的一小部分时，我们应当站在他的地位给他们指出这样处置的方法。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都很注意地读了那封电报，我感到惊奇地是，那封电报好像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天，过了一会儿，史汀生就来要一份电报的抄件，我立刻给了他。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这封电报促使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他部下的一位将军②，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后来才得以建立许多辉煌的战功，否则他不死也会成为日本的俘虏，不能参加战争。我希望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①珍珠港事件后三日，日军在吕宋北岸登陆（1941年12月10日），麦克阿瑟下令全军西撤进入巴丹半岛，据守科里几多尔，1942年3月17日温赖特（Wainwright）继麦克阿瑟指挥美菲军。1942年4月9日，巴丹守军被迫投降；1942年5月6日科里几多尔失陷。——译者
②指温赖特将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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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戈特勋爵的参谋人员与在多佛尔的海军上将拉姆齐会商后通知戈特说，6月1日白天是可望守住东部外围阵地的最后时间。因此，应采取非常的紧急措施，尽可能保证撤退那时还留在海岸上的大约不到四千人的英国后卫部队。
后来发现这个数目的兵力不足以防御最后的掩护阵地，于是决定将英军的防御地区保持到6月1日与2日之间的午夜，同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撤退法军和英军。
5月31日晚，当戈特勋爵遵照命令将指挥权交与亚历山大少将，回到英国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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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个人接触，避免产生误会，我必须在5月31日飞往巴黎，参加盟国最高军事会议的一次例会。与我同机前往的有艾德礼先生、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我也把5月30日从巴黎带着最新消息飞回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带去了。这位优秀的军官同时也是一位议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我的朋友。作为法军左翼和英军右翼之间的联络官，他在1916年曾带我巡视维密岭，并介绍我与法国第三十三军司令法约尔将军结识。他的法语口音非常好，而且袖上有五条受伤荣誉带，所以此刻正是用来处理我们两国之间值得焦虑的关系的适当人物。当法国人和英国人一起遇到麻烦，发生争论时，法国人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十分冲动，而英国人则显得很迟钝，甚或显得粗鲁。但是斯皮尔斯却能够很从容有力地与法国枢要人物谈论，在这一点上，我还没有见过什么人能比得上他。
我们这一次未去外交部，而是到圣多米尼克街陆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