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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无法把“或当局”这几个字插入宣言的最后一节中，因为李维诺夫不过是一个机械死板的人，他显然在经过他的遭遇之后，吓得心神不定。这可用换函的方式包括进去，函中说明“国家”这个名词包括像“自由法国”组织，或者可能在西班牙、北非或德国本身产生的起义组织那样的当局在内。由于已经有将近三十个国家获得通知，走漏消息是必然的事，所以亟待决定。总统也渴望在1月1日签字。
3．关于给韦维尔的训令，从速决定也是紧要的。这里，又必须听从美国的意见，须知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独的，而是结合在一起了。我个人赞成把缅甸包括在韦维尔的战区以内；
但是当地的缅甸总司令当然要以印度为根据地，并且具有他自己的任务。韦维尔必须与蒋介石作友好的接触，看来蒋介石对他和布雷特都不曾有太好的印象。
4．大批美国军队和空军调入北爱尔兰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现在搜罗必要的船只，以便如果可能当这些军队在运动期间就开始进行“超级体育家”作战计划。
5．我们在这里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极其亲近和随便，而且我在思想上已形成对总统最大的敬佩。他的目光之远大、他的决心和他对于共同事业的忠诚，是称赞不尽的。这里对于开头的一些不幸，并没有丝毫激动或烦恼的迹象，人们把这些不幸当作是当然的事，这些不幸将由集合拥有压倒优势的各种兵力来予以补偿。当然，在公众之中，不久将有一番激烈的争论。
6．请向战时内阁转致我对于他们非常善意的新年贺电的谢意。你喜欢我在加拿大的演说，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在那里受到的接待使我感动。
未来的历史家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第一次华盛顿会议——代号称作“阿卡迪亚”——的最宝贵和最持久的成果就是设立了现在著名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因为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必须住在靠近本国政府的地方，所以就由常驻华盛顿的高级军官充任他们的代表。这些代表们每日，实际上每小时都同伦敦接触，因此就能够在不分昼夜的任何时刻对他们的美国同僚们说明和阐释英国的三军参谋长对于任何一个战争问题的意见。在世界各地区——卡萨布兰卡、华盛顿、魁北克、德黑兰、开罗、马耳他和克里米亚半岛——频繁举行的会议，把长官们本人集合在一起，有时达两星期之久。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战争期间举行的二百次正式集会中，有不下八九十次就是在这样的会议中举行的，而且大多数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这些隆重的集会中作出的。
经常的程序是，在清晨的时候，每一方的参谋长委员会自行开会。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双方集会而成为一体；他们往往在晚间又举行一次联合会议。他们考虑到战争的全盘指挥问题，并向总统和我提出商定的意见。当然这时我们自己的直接商讨经由电话或电报继续进行着，而我们是同自己的参谋人员保持着密切接触的。然而，专业顾问们的建议由全体会议加以考虑，于是就把命令发给所有的在战场上的司令官。不管在联合参谋长的会议上意见冲突是多么尖锐，不管争辩是多么坦率而甚至热烈，对于共同事业的真诚效忠却凌驾于国家或个人的利益之上。一经达成并由政府首脑们批准了的决定，就由大家，特别是由其原来的意见被推翻了的那些人完全忠诚地予以实行。从来没有一次不能达成对于行动的有效协议，或者不能发出给每个战区的司令官的明确的训令。每个执行命令的军官都知道他所收到的命令是具有双方政府的联合观念和专家权威的。在同盟国中从来没有设立过一个比这个机构更有用的作成机构，它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却在事实上继续存在到今天，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俄国人没有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他们有着一个辽远的、单一的、独立的战场，所以参谋部的合并既没有必要，也是无法实行的。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行动的一般范围和时间，而他们也可以知道我们的，这就足够了。在这类事情方面，我们尽量在他们所允许的范围内同他们保持密切接触。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亲自到莫斯科的几次访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所有三个国家的参谋长们都聚晤在一张桌子的周围。
具有共同语言，当然是英美之间一切商讨中的最大便利。
在利用译员时所发生的稽延和常有的部分误会得以免除了。
但是有着说法的不同，这在初期曾经引起过一个有趣的事件。
英国参谋人员拟好了一个打算作为一件紧急的事提出来的文件，因而通知他们的美国同事们说，他们希望“列入议程”。
对于美国参谋人员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文件搁置在抽屉里并忘掉它。经过长时间的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以后，双方才知道他们对于此事的得失之处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所要求的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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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叙述过迪尔元帅虽然不再是帝国总参谋长，却怎样地同我们一起乘“约克公爵”号前来。他曾经在一切商讨中起了他的充分作用，这不但在海上是这样，在我们会见美国的领袖们时，尤其是这样。我立刻看出他在他们面前所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平。没有一位由我们在这次战争期间派遣到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军官曾经获得美国人的同等程度的尊重和信任。他的品格、谨慎和机智，使他几乎立刻获得总统的信任。同时，他同马歇尔将军又建立了一种真诚的同事关系和私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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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领域内曾经安排了大规模的扩充。在这些方面，比弗布鲁克是一位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的人物。美国官方发表的战时工业动员经过①对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明。美国战时生产管理局长唐纳德·纳尔逊曾经拟定了一些庞大的计划。“但是，”据这个美国的记载所说，“作大胆尝试的需要，却是由比弗布鲁克勋爵于12月29日给予纳尔逊以重大的影响的。……”经过情形，最好用纳尔逊先生自己的话语来描述：
①《战时生产局史》，1940——1945年。
比弗布鲁克勋爵强调这个事实，即我们必须把生产的眼界放得比1942年的高得很多，以对付一个资源丰富而顽强的敌人。他指出，我们对于现在进行的这样一种战争中所特有的物资损失还没有经验。……他再三强调这个事实，我们在计划生产必要的战争物资方面应当把我们的眼界放得更高。
例如他认为我们应当在1942年计划生产坦克四万五千辆，而不是努森先生所估计的三万辆。
这项美国记载继续说：
比弗布鲁克勋爵也把他逐渐灌入纳尔逊心中的酵素给与总统。在给总统的一项备忘录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把预料中的美国、联合王国和加拿大在1942年的生产与英国、俄国和美国的需要相比较。这种比较暴露了1942年的计划生产有巨额不足。坦克的不足数额是一万零五百辆；飞机的不足数额是二万六千七百三十架；大炮的不足数额是二万二千六百门；
步枪的不足数额是一百六十万枝。比弗布鲁克勋爵写道，生产指标必须增加，他深信指标可以实现，是由于“美国工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1942年的生产指标应该包括坦克四万五千辆，防坦克炮一万七千七百门、战斗机二万四千架和两倍于原定在那时制造的，并包括一切计划增加的产额在内的高射炮。
结果是订出了一系列的生产指标，其数量甚至超过纳尔逊所提出的。总统深信关于我们的工业能力的概念必须予以完全的检验。……他指示要完成一项军火生产计划，即在1942年生产作战飞机四万五千架，坦克四万五千辆，高射炮两万门，防坦克炮一万四千九百门和机关枪五十万挺。
我把所有这些好消息向国内报告。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2年1月4日
关于供应问题，曾经举行过一系列的会议。这些会议是由总统本人和副总统主持的。每天，都进行谈判，讨论细节。
然后，在星期五，举行了由总统和我主持的一次会议。在星期六举行了两次会议。最后的结论是：
决定提高1942年的美国商船生产量到自重八百万吨，1943年到自重一千万吨，新的1942年造船计划在生产方面增加三分之一。
1942年和1943年作战武器生产计划经决定如下：
武器 1942年 1943年
作战飞机 45，000 100，000
坦 克 45，000 75，000
高射炮 20，000 35，000
防坦克炮 14，900 未定
地面和坦克
用的机关枪 500，00 未定
新的1942年生产计划表明1942年的生产计划上有所增加，在美国参战后此项计划曾经规定如下：
作战飞机 31，250
坦克 29，550
高射炮 8，900
防坦克炮 11，700
地面和坦克用的机关枪 238，000
指令已经发给一切有关部门。本星期内［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将简略地叙述到生产计划。预算将包括必要的财政项目。
马克斯此次任务完成得极好，霍普金斯简直是一位天使。
希望你听到生产计划有了大量的增加而感到欢喜。
到1943年底，这些惊人的数字已经被达到或超过。例1942年 5，339，000吨
1943年 12，384，000吨
不断地集中心思于整个战事，经常同总统和他的主要顾如在船舶方面，美国建造的新船吨数如下：
问们以及同我自己的顾问们商讨，我的两篇演说和加拿大之行，连同需要作出决定的紧急事务纷至杳来和所有同国内的同事们相互往来的电报——这一切使得在华盛顿的这个期间不但紧张和辛苦，而且甚至使我精疲力竭。我的美国朋友们认为我看起来已经疲倦了，因而应当休息一下。因此，斯退丁纽斯先生非常善意地把他的在靠近棕榈海滨的一个僻静处所的小别墅交给我使用，于是我在1月4日就乘飞机到那里去了。我动身前的夜间，在白宫的我的房间里的气温调节一时失灵，温度高得使人感到闷热，我在企图开窗时心脏稍微紧张了一些，以致引起延续了几天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的医药顾问查尔斯·威尔逊爵士却决定不使南方之行延期。
马歇尔将军陪同我们乘飞机前往，我同他作了几次欢洽的谈话。我们在斯退丁纽斯的别墅里过了五天，我们躺在荫凉处或日光下，沐浴在令人愉快的波浪中，尽管有一次出现了一条相当大的鲨鱼。他们说，那不过是一条“海底鲨”①，但是我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