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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冯国璋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冯国璋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他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冯国璋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后来还是荫昌大力推荐，袁世凯也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冯国璋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待了冯国璋。有记载说袁世凯视冯国璋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冯国璋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冯国璋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冯国璋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冯国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23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国教官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敛财只因太穷”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饭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3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那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做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吧。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蓄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擅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地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8000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8000大洋。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难得了。
冯国璋去世后，留下遗产300万元，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
禁军统领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率军攻克汉口，由此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拿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令他没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却将他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统领良弼在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也就顺利地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因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1912年2月初，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展开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儿，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文·冇·人·冇·书·冇·屋←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正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唉”地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毕竟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