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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罢去。神宗新策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直言，已登上第，为安石所阻，饬孔文仲仍还故官，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于是保甲法，免役法，次第举行，并改诸路更戍法，更定科举法，朝三暮四，任意更张。小子于保甲、免役诸法，已在上文约略说明，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太祖惩藩镇旧弊，用赵普策，分立四军，京师卫卒称禁军，诸州镇兵称厢军，在乡防守称乡军，保卫边塞称藩军。禁军更番戍边，厢军亦互相调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以叫作更戍。时议以兵将不相识，绥急无所恃，不如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将相习，有训练的好处，无番戍的烦劳。安石称为良策，乃改订兵制，分置诸路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麾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与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设官重复，虚糜廪禄，并且饮食嬉游，养成骄惰，是真所谓弄巧反拙了。
宋初取士，多仍唐旧，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即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等条。仁宗时，从范仲淹言，有心复古，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除去帖经墨义。及仲淹既去，仍复旧制。安石当国，欲将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当由神宗饬令会议。苏轼谓：“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神宗颇以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张。当由辅臣互为调停，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安石且作《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概行废置。安石的势力，总算膨胀得很呢。这两条不第解释新法，即宋初成制，亦借此叙明。苏轼见安石专断，甚觉不平，尝因试进士发策，拟题命试，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这是明明借题发挥，讥讽安石。安石遂挟嫌生衅，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有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官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时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向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议沸腾，怨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纲纪者此也。事关重大，用敢直言，伏乞陛下裁察！
这疏一上，安石愈加愤怒，使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穷治无所得，方才寝议。轼乞请外调，因即命他通判杭州。轼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尝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诗书，及弱冠，博通经史，善属文，下笔辄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就试礼部，主司欧阳修，得轼文，拟擢居冠军，嗣恐由门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列第一。嗣入直史馆，为安石所忌，迁授判官告院。至是又徙判杭州。杭城外有西湖，山水秀丽，冠绝东南，轼办公有暇，即至湖上游览，所有感慨，悉托诸吟咏，一时文士，多从之游。又仿唐时白居易遗规，浚湖除葑，在湖中筑土成堤，植桃与柳，点缀景色。后人以白居易所筑的堤，称为白堤，苏轼所筑的堤，称为苏堤。相传苏轼有妹名小妹，亦能诗。适文士秦观，字少游，与轼唱和最多。轼又与佛印作方外交，与琴操作平康友，闲游湖上，诗酒联欢，这恐是附会荒唐，不足凭信。轼有弟名辙，与兄同登进士科，亦工诗文，曾任三司条例司检详，以忤安石意被黜，事见上文。小妹不见史乘，秦观曾任学士，与轼为友。佛印、琴操，稗乘中间有记载，小子也无暇详考了。尝有一诗咏两苏云：
蜀地挺生大小苏，后人称轼为大苏，辙为小苏。
才名卓绝冠皇都。
昭陵试策曾称赏，
可奈时艰屈相儒。仁宗初，读两苏制策，退而喜曰：“朕为子孙得两宰相。”
苏轼外调，安石又少一对头，越好横行无忌了。本回就此结束，下回再行续详。
本回以程疏起手，以苏疏结局，前后呼应，自成章法。中叙宋、夏交涉一段，启衅失律，仍自王安石致之。有安石之称许王韶，乃有韩绛之误用种谔。韶议虽非不可行，然无故开衅，曲在宋廷。绛、谔坐罪，而安石逍遥法外，反得独揽政权，神宗岂真愚且蠢者？殆以好大喜功，堕安石揣摩之术耳。程颢为道学大家，以言不见用而求去，苏轼为文学大家，以言反遭忌而外调，特录两疏，与上回之韩疏相映，盖重其人乃重其文；笔下固自有斟酌也。
第三十九回 借父威竖子成名 逞兵谋番渠被虏
却说苏轼外徙以后，又罢知开封府韩维，及知蔡州欧阳修，并因富弼阻止青苗，谪判汝州。王安石意犹未足，比弼为鲧与共工，请加重谴。居然自命禹、皋。还是神宗顾念老成，不忍加罪。安石因宁州通判邓绾，贻书称颂，极力贡谀，遂荐为谏官。绾籍隶成都，同乡人留宦京师，都笑绾骂绾。绾且怡然自得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总是我做了。”为此一念，误尽世人。绾既为御史，复兼司农事，与曾布表里为奸，力助安石，安石势焰益横。御史中丞杨绘，奏罢免役法，且请召用吕诲、范镇、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吕陶等，被出知郑州。监察御史里行刘挚，陈免役法有十害，被谪监衡州盐仓。知谏院张璪，因安石令驳挚议，不肯从命，亦致落职。又去了三个。吕诲积忧成疾，上表神宗，略言：“臣无宿疾，误被医生用术乖方，濅成风痺，祸延心腹，势将不起。一身不足恤，惟九族无依，死难瞑目”云云，这明明是以疾喻政，劝悟神宗的意思。奈神宗已一成不变，无可挽回。至诲已疾亟，司马光亲往探视，见诲不能言，不禁大恸。诲忽张目顾光道：“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言讫遂逝。诲，开封人，即故相吕端孙，元祐初，追赠谏议大夫。既而欧阳修亦病殁颍州。修四岁丧父母，郑氏画荻授书，一学即能；至弱冠已著文名，举进士，试南宫第一。与当世文士游，有志复古。累知贡举，厘正文体。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尝作序云：“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时人叹为知言。修本籍庐陵，晚喜颍川风土，遂以为居。初号醉翁，后号六一居士。殁赠太子太师，谥文忠。大忠大奸，必叙履历，其他学术优长，亦必标明，是著书人之微旨。又死了两个。
安石有子名雱，幼甚聪颖，读书常过目不忘，年方十五、六，即著书数万言，举进土，调旌德尉，睥睨自豪，不可一世。居官未几，因俸薄官卑，不屑小就，即辞职告归。家居无事，作策二十余篇，极论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训解》，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他本倜傥不羁，风流自赏，免不得评花问柳，选色征声，所有秦楼楚馆，诗妓舞娃，无不知为王公子。安石虽有意沽名，侈谈品学，但也不能把雱约束，只好任他自由。况且他才华冠世，议论惊人，就是安石自思，也觉逊他一筹。由爱生宠，由宠生怜，还管他甚么浪迹？甚么冶游？当安石为参政时，程颢过访，与安石谈论时政，正在互相辩难的时候，忽见雱囚首丧面，手中执一妇人冠，惘然出庭，闻厅中有谈笑声，即大踏步趋将进去。见了程颢，也没有甚么礼节，但问安石道：“阿父所谈何事？”安石道：“正为新法颁行，人多阻挠，所以与程君谈及。”雱睁目大言道：“这也何必多议！但将韩绛、富弼两人枭首市曹，不怕新法不行。”其父行劫，其子必且杀人。安石忙接口道：“儿说错了。”颢本是个道学先生，瞧着王雱这副形状，已是看不过去，及听了雱语，更觉忍耐不住，便道：“方与参政谈论国事，子弟不便参预。”雱闻言，气得面上青筋，一齐突出，几欲饱程老拳。还是安石以目相示，方怏怏退出。到了安石秉国，所用多少年，雱遂语父道：“门下士多半弹冠，难道为儿的转不及他么？”安石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执政子不能预选馆职，这是本朝定例，不便擅改哩。”你尚知守法么？雱笑道：“馆选不可为，经筵独不可预么？”安石被他一诘，半晌才说道：“朝臣方谓我多用私人，若你又入值经筵，恐益滋物议了。”你尚知顾名么？雱又道：“阿父这般顾忌，所以新法不能遽行。”安石又踌躇多时，方道：“你所做的策议，及《老子训解》，都藏着否？”雱应道：“都尚藏着。”安石道：“你去取了出来，我有用处。”雱遂至中书室中，取出藏稿，携呈安石。安石叫过家人，令付手民镂版，印刷成书，廉价出售。未免损价。都下相率购诵，辗转间流入大内，连神宗亦得瞧着，颇为叹赏。邓绾、曾布正想讨好安石，遂乘机力荐，说雱如何大才，如何积学，差不多是当代英豪，一时无两。于是神宗召雱入见，雱奏对时，无非说是力行新法，渐致富强。神宗自然合意，遂授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说书。雱生平崇拜商鞅，尝谓不诛异议，法不得行，至是入侍讲筵，往往附会经说，引伸臆见，神宗益为所惑，竟创置京城逻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