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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看妈妈，已经是1972年的5月间了。离“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八月有余，但是规定任何人不准谈论这件事。我们见爸爸的要求一直被搁置，虽然答应我们很快能够探望，但探望的时间却一拖再拖。
“九·一三”事件以后，听说毛泽东病得很厉害。1972年1月份，陈毅元帅病逝，我们从纪录片中看到出席追悼会的毛泽东果然骤然衰老了。身患重病的张茜阿姨悲痛地搀扶着老态龙钟的毛泽东，这景象使我心痛如绞。我有了一种苍凉的历史感，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正在衰落和死去。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连的。2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后来，又听说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的批示和邓的信被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邓小平解除了监督劳动，恢复组织生活，他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都派到江西去照顾他的生活。无论如何，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确信见到爸爸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从1972年8月起，我们可以探望爸爸了，原来不定期，后来可以定期，原来两三个月，后来争取到可以一月一次。这些探望大多数在北京西郊一个摩托化营的驻地进行。一般是我们先到达，然后爸爸进来。与老猛子和妈妈比较起来，爸爸的变化最大。他不仅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躯，我还感觉到，积蓄在他身体中的痛苦常常要把我们和他的心同时胀破。
在这些探望中，爸爸有时心情好一些，有时坏一些。对我们对他生活细节的询问一概心不在焉。他会反问我们：这有什么关系？这很重要吗？他问得最多的是妈妈的情况。他总是说：“妈妈那么小就参加了革命，她有什么问题？把妈妈抓起来坐监狱简直太不公平。”还反复说：“在对待林彪和叶群的问题上，妈妈的感觉一直比我对头，妈妈一直比我清醒，妈妈的骨头一直比我硬。”或者他就静静地听我们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这种时候他很少发问和插话，只是很认真地听，有时摇摇头，有时又点点头。这些会见，一开始都有专案组的人在场，先是在屋内，后来在门口，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出些麻烦来，丧失了和爸爸见面的机会。
每次见面结束，专案组的人都坚持要爸爸先走，一直要等到载着爸爸的汽车离开很远之后才准许我们离开。每次当我们把架着双拐的爸爸扶上汽车，又目送汽车出了大门，转了弯，看不见了，我们的心里就涌起一阵痛苦。这种生离死别的日子还要过到哪一天？
那间会见的屋子里，玻璃窗上都糊满了报纸，一点阳光都射不进来。墙上有一大块一大块雨水浸蚀的痕迹，还有几张又破又旧的木头桌椅。我记得墙上似乎还挂着几张毛泽东的像。后来我们知道，那些对于爸爸特别残酷的审讯都是在这间屋子里进行的，这间屋里曾经从天花板到墙壁都糊满了“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还在墙与墙之间拉了好几道铁丝来增加悬挂标语的数量。这是专案组设计的精神战。这里曾经连续几天几夜灯光如昼，彻夜回响着专案组人员声嘶力竭的吼叫。
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曾和没有到过这里的妈妈重新寻访此地。我们向妈妈指点着当年爸爸和我们见面的地方。这里已经改建成一所漂亮的幼儿园，只有整幢建筑物的外形依稀可辨。房间里摆着一些淡绿色的小桌椅，墙上挂满了出自孩子们小手的图画，舒适的小床上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可爱的小被子。那是一个星期天，孩子们都回家去了。整个院子安静又美丽，挂着花窗帘的洁净的玻璃窗上树影婆娑。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和平的、花木扶疏的院落里曾经发生过那些血腥的故事呢。近日，我又从那里走过，院落已经荡然无存；我猜想那地方已经变成拓宽道路的一部分。这回是我问自己，这个地方真的存在过吗？如果是，那些故事如今在哪里？如果不是，我们是谁？
1973年11月，对爸爸的监禁终于解除了。那时候爸爸住在解放军301医院。他的病房门口放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原来坐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日夜看守。那天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那个坐在屏风后面的战士给了我们一个很灿烂的笑容。再出来时，屏风和战士一起消失了。
爸爸解除监禁的第一个夜晚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301医院14病室的护士长给我搬来一张行军床，并且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今后我们就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了。”这话现在看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当时却使我热泪盈眶。我看到护士长似乎也热泪盈眶。这证明，“文革”真是一个真情激荡的时代，我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相信自己和别人都在“文革”时期流下了最多的热泪。和今日平庸生活中人们习惯的琐碎情感比较起来，我们那时候经历的生死飞跃和敌我转换才称得上是大事件、大起伏、大喜悦和大悲哀。
护士长离开以后，我和爸爸关上门。多少年来，爸爸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我们说到很晚，说了好几次，睡觉，明天再说，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个话题，又从头说起。当我们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行军床上更加如卧针毡，睡不着，却连身也不敢翻，生怕惊动了爸爸。一会儿，我听见爸爸轻声唤我，问我睡着没有。我赶快答应着，说没有。爸爸说：“这下我要翻个身了……”我才知道，爸爸原来也是睡不着，为了不打扰我，也是连身都不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从六年以前我决心和爸爸划清界限的那个寒冷的下午起，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整个人都像要飞起来。当我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多年来我们生活在多么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相信我一定在这个懒散的早上怀想起我生命之初的那个温柔乡，想起了我睡过的那个无忧无虑的暖箱。因为我的革命决心又一次大打折扣，革命的艰难困苦又一次使我更加亲近我早年养成的贪图安逸的本性。我的革命意志显然越来越不坚定了，想到这一点，我又忧郁起来。
有一天，爸爸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爸爸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我指着彭德怀的病房问：“为什么要在门上、窗子上从头到脚都糊上报纸呢？”爸爸说：“专案组都是这样于的，原来我的房子里也这样糊的，一直到放我那一天才撕下来。”
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说到爸爸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要把话扯得远一点。
1940年8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因为参加作战的部队有105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其时朱德总司令正在延安，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实际上是在彭德怀的指挥之下。左权任参谋长，爸爸正从抗日军政大学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不久。战前，左权曾打电话给爸爸。在电话中左权很兴奋，他对爸爸说，此次作战是华北地区的一次大破袭战，作战部队已经突破100个团。他要爸爸积极配合布置好宣传政治工作。爸爸自然也很兴奋，因为从参加革命起，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部队有100个团在一起作战。爸爸不仅十分有效地布置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且在整个作战期间，在彭总的要求下，他四处联络督战。因为，依他的观点来看，这次百团大战不仅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全国的战局。在敌人扫荡快要结束的时候，爸爸还随彭总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关家垴战斗。
历时三个月的百团大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军史、党史都对此次战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时的中央认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未经请示主席和军委，是彭德怀擅自决定的。不过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未公开，爸爸当然不知情。
1941年到来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党全军悲愤万分。彭德怀认为这是又一个“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破裂，中国会再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他要爸爸起草一份电报，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他对时局的估计告诉部队，并要部队特别注意进行阶级教育。爸爸自然按着彭老总的意思起草了电文，并很快拍发给了部队。没想到，这种看法和分析与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观点有出入。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之后，马上拍了个电报给彭老总和爸爸，批评他们未经请示就作出举动，也批评了他们在电报中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爸爸见到毛泽东的来电之后感到很紧张，觉得自己确实犯了错误。他马上以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把给部队的电报收回并通知作废。同时，他还给毛泽东另发一电，除向毛主席作检讨外，并说明这个电报是由他起草的，这部分责任应由他负。
事情本来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爸爸没有十分放在心上，因为这类事情是工作中经常发生的。观点看法上有不同，举动行为上自然有出入。发电报也好，百团大战也好，都是为了抗战胜利。何况百园大战从军事上说是胜仗，它打击了日本鬼子和敌伪军的威风，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党中央毛主席批评了就检讨，该收回的收回，从个人情感上说也没有造成多大的隔阂。爸爸说自己在和彭德怀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很尊重他的，不仅因为他当时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在前方的负责人，也因为毛主席和中央是信任和重用彭老总的。
但是，这件事情在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尤其是华北座谈会以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3年12月爸爸回延安参加整风并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前线的许多干部也陆续接到通知回延安参加整风。当时的延安因为一下子聚集了许多人，消息也特别活跃。这时，爸爸听到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消息：“皖南事变”后，他和彭老总发给部队的电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向毛泽东做了检讨之后，彭老总曾直接电告毛泽东，说他自己疏于检查，所以才会有拍发电报给部队的错误。这个说法在爸爸心里引起很大的波澜，一向耿直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另外，爸爸也很想知道是不是真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爸爸按捺不住向彭总问起电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