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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派薛岩投书以来，纵观这一时期的整个战场，对燕军并不有利。朝廷的运筹帷幄也可谓深思熟虑、布置周全。你看，朱棣带师远离北平，吴杰、平安、盛庸等遮其饷道，继而平安乘虚直捣北平，与此同时，房昭从大同入紫荆关，扰保定、易州，杨文自辽东经昌黎同时向北平推进。战场以外与之配合者则有张安行离间之计。弄得朱棣在内几乎误杀世子，在外也只能穷于应付。然而似乎稳操胜算之局竟似与朱棣打成个平手。官军所以不能得胜，固然由于朱棣不敢贪功冒进而断然撤军，维护根本，但究其根本，则因官军诸路未能及时配合，早已错过了取胜的机会。如果在盛庸与朱棣大战未决之时，派房昭出紫荆关、杨文出山海关，直捣北平，以盛庸牵制朱棣主力，使之不得还救北平，则北平未必不能攻克。然而，官军在德州、真定相继失败之后，辽东、大同才先后来会师，而杨文、房昭未能很好地配合，真定之兵又未能尽力阻挡朱棣北还，盛庸在德州又无所作为，最后终被朱棣个个击破。官军的调动运转不灵，朱棣的机变善战，于此一目了然。
朱棣善战，固矣，然彻底打败强大的官军，又谈何容易！
淝河之役
朱棣已经起兵三年，众将士冒霜露，犯矢石，浴血奋战，虽然常乘胜逐北，但也屡频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宁、保定三府，许多骁将勇士战死沙场。朱棣的部下乐意跟随他南征北战，倒并不全然由于朱棣善于驾驭。在他们看来，朱棣是个龙种，他早晚会当皇帝。一旦他做到皇帝，拥戴他的人便都会成为功臣而平步青云。他们实在是为了自己而战。转战三年，风霜雨雪、剑影刀光使众将士厌倦了。他们迫不急待地要把朱棣抬上皇帝的宝座，自己也好鸡犬升天。现在不是除了北平之外又得了三府吗？就做这几府的皇帝也好！
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右布政使郭资、按察副使墨鳞等联名上表，请朱棣就此即皇帝位，表说：
臣闻天生非常之君，必赋以非常之德，必受以非常之任，所以能平祸乱，定天下于一，而安生民，纳之于仁寿之域也。昔者夏商之季，桀滔淫而成汤放之，纣沉缅而武王代之。故《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夫征伐岂汤武能得已哉！所遇之时然耳。然汤武俱不失为圣人者，以其拨乱兴治，措天下于袵席之安也。
比者，幼主昏弱，狎匿小人，荒迷酒色。即位未几，悉更太祖高皇帝成宪，拆坏后宫。烧毁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圣容，丧服未逾一月，即遣阉官四出选美女。其所为不道，遂致奸恶擅权，扇殃逞祸，戕害宗亲，图危社稷，汩乱天下。殿下谨守藩封，小心寅畏，而幼主听谗，兴难构兵，四起围逼。殿下不得已起兵救须臾之祸，祗奉祖训，诛讨奸宄，清君侧之恶，保全亲亲，奠安宗社，冀其改悔，救骨肉之义。
岂期幼冲心志蛊惑，牢不可回，必欲加害於殿下然后已。殿下应之以仁义之师，不嗜杀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节制明而号令肃，故百战百胜，此虽殿下神谋睿算之所致，实以天命人心之所归也。况殿下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太祖高皇帝常欲建立为储贰，以承宗社之重。又况生而神明，灵应图谶，文武仁孝，德冠百王，天之所生以为社稷生灵主，正在于今日。
臣闻之，圣人动惟厥时，不违天命，使汤武有其时而不为，则桀纣之暴益甚，而苍生之祸曷已，是终违乎天命也。汤武岂忍斯民之涂炭而不解其倒悬哉？臣等伏望殿下遵太祖之心，循汤武之义，履登宸极之尊，慰悦万方之望，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胜■■之至。
在北平做个小皇帝，画疆自守，也不是不可以，然而朱棣拒绝了这一具有诱惑力的建议。他对群臣说：“我之举兵，所以诛奸恶，保社稷，救患难，全骨肉，岂有他哉！夫天位惟囏，焉可必得？此事焉敢以闻？待奸恶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辅孺子，此吾之志，尔等自今甚勿复言。”
其实朱棣比诸将士更想尽快地当皇帝，然而他也比诸将士眼光更远大，胸怀更雄野。他绝不会偏据北方一隅的，他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明皇帝。然而这个心事，如今还不能宣布。就此当小皇帝，或明言将来要就大位，岂不自乱了阵脚？他每日高喊的“靖难”岂不一下就戳穿了西洋镜？再者，现在虽有北平、永平、大宁、保定诸府，而天下之大，朝廷之势力未消，真的较量下去，胜负之数并不清楚。当然，朱棣期在必胜，也确有获胜的胆魄。现在权且仍称为保社稷，大不了不过行周公辅成王之事，藏起锋芒，收揽民心，朱棣确是个玩弄权术的高手。遥想乃父朱元璋起事之时，朱升建议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二人一拍即合，收起锋芒，积蓄力量，静观群雄相斗，待其非败即伤时，出而收拾残局，稳稳当当地登了大位。朱棣此举虽然并非出自乃父亲授，但他抓住了权力之学的精髓，也难怪有人称他酷类先帝了。然而朱棣与众将士的这一讨论，毕竟暴露了他们有当皇帝的打算，而朱棣更声称“天位惟囏，焉可必得”，有不得已的难言之隐，此事张扬下去对他们的形象极为不利，特别是不能让后世史臣知道，因此后朱的实录将此事删除得一干二净了。
朱棣的一番话，并未让群臣死心，他们认为朱棣可能是故作谦逊之辞。这可能也是周公定下的规矩，帝王即位，要有臣民三次劝进，一示帝王谦谦有礼，二示其事顺乎民心，如此弄虚作假的演戏，真可说是中国礼制、民情的最丑陋之处。张信等劝进之后，都督顾成与五军总兵官丘福等来再劝，朱棣仍不允，接着宁王朱权又来三劝，朱棣仍然坚辞。三劝而后，朱棣仍然不允，看来这回是真的了，不可再劝了。
朱棣虽不同意马上即皇帝位，但对众将士的忠心是颇为嘉许的，他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他不能让众将士就此一无所得。他下令大享将士，给有功之臣加官进爵：都指挥丘福、张信、刘才、郑亨、李远、张武、火真、陈圭升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李彬、王忠、陈贤为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徐忠、陈文为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房宽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后军都督府陈亨之子陈恭袭其父职，纪善金忠升为右长史。
其余将校，提升不等。
朱棣大享将士，又将投降的顾成升授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 ，决心再次南伐。
燕王被迫还北平，朝廷上下不免沾沾自喜，廷议都说燕师出没劳苦，军力薄弱，用不着担心。他们爱听前线的捷报，并不认为形势会有什么危险，他们甚至故意扣压坏消息而假装听不见。而有时官军确也能打一些胜仗。如就在本月，平安便在杨村打败了燕将李彬 。然而形势正在潜伏着危机，一些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早在这一年六月，观海卫指挥张寿酒后不禁说了几句真话，认为国事危急实堪忧虑，不料这话犯了当政者的大忌，观海被以“妖言”罪处死。如此，谁还敢擅议国事！
建文君臣提倡以儒家学说治国，一向约束宦官甚严。尽管宦官奉命出使、监军等等是皇祖朱元璋留下的陋规，但自那时起，宦官便不得为所欲为。后来一些中官奉使四方，依势侵暴吏民，各处多有告诉。朱允炆下诏所在有司逮治，绝不留情。这一严厉措施，颇招致了宦官们的不满，其时河北、山东战事方殷，这些宦官都希望燕军能够得胜。如此不仅可以报仇，而且由于拥戴之功将来肯定不会吃亏。于是一些被黜的不法中官，先后北上投奔了朱棣。就是那些仍留在南京的，也无不怀有二心。如今朝廷倾全力阻击燕军，致使燕军迟滞河北，不得南进。而相对之下，南京的防卫却显得空虚。这些宦官们便悄悄将南京空虚之状密报燕王，意在诱其避开大军，直捣南京。
宦官们所提供的消息使得企图摆脱不进不退的困境的朱棣豁然开朗。他慨然叹曰：“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他决心直下南京。
这时官军主力全在河北山东一带，把守南京门户的是驸马都尉梅殷，这年十二月朝廷派他为总兵官镇守淮安，防止燕军南下。
梅殷，字伯殷，是河南侯梅思祖的从子。据说他天性恭谨，有谋略，尤长于弓马。洪武十一年，成了朱元璋的乘龙快婿。其所尚之宁国公主便是朱元璋的第二个女儿。朱元璋的大女婿李祺，是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牵连到胡惟庸案中被杀，这时李祺早已死了。梅殷在诸女婿中便为长了。在十六个女婿中朱元璋最喜爱梅殷。那时，曹国公李文忠典国学，梅殷受命巡视山东学政，因为事情办得出色，朱元璋曾经赐敕褒美，夸赞他精通经史，堪为儒宗，当世无不以为荣耀。
朱元璋晚年，诸王势力强势。朱元璋颇为之忧虑。他曾把梅殷秘密召到身边，嘱咐他将来辅佐皇太孙 。如今燕王发难已经三年，日渐南逼，正是梅殷出力之时。他召募淮南民兵，号称四十万之众 ，严阵以待。朝廷还派左军都督佥事徐真，右军都督佥事马傅率偏师北进御敌 。
朱棣出师之前亲撰祭文，祭奠天下阵亡将士。被祭奠者不仅有燕军中之阵亡者，也还包括官军中之战死者。不管朱棣如何公开宣传，他心里很清楚，这场战争实际是他发动的。驱天下之兵马于刀兵之阵，陷南北之人民于祸乱之中，即使上天不谴责，民心也是不会嘉许的。朱棣惯于争取民心的手法，他的祭奠，不过是想让更多的人为他去死，杀了人，还想让人称颂他的仁义之心。与此同时，朱棣还将在永平擒获的辽东指挥王雄等七十一人释放，令其归还本卫。王雄等临行前，朱棣向他们进行了一番说教。当然仍是“奸臣浊乱朝纲，废成法屠我诸王昆弟以危社稷”，因此不得已而起兵的一番话。但这时朱棣不仅以释放战俘故意示恩，而且又常把天下生民挂在嘴边。他说：“每战擒获将士，思其皆我皇考旧人，为奸臣驱迫战斗，盖出于不得已，实非本心，念其皆有父母妻子朝夕盼望，悉放遣之。故今亦释尔等。”据说，杨文军队在蓟州、遵化一带纪律不佳，给无辜百姓带来不少祸患。朱棣抓住这一点，指斥杨文暴虐，这不仅更显己之高致，而且意在离间其上下之心：“归语杨文，所敌者在予一人，百姓男女，老弱婴儿何罪？淫刑惨酷，使人痛心，不忍闻也。夫善恶报应，捷于影响，杨文不有人祸，将必有天殃。”恩莫大于活命，看来朱棣此举收到了效果。王雄等无不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对于杨文则颇生怨愤之心。王雄说道：“杨文诚得罪于天，无所逃其责。臣等愚昧，为其所诱，罪宜万死。今蒙陛下再生之恩，当陨首为报。”朱棣此时释俘，更有深意。他每当南征，总不免后顾之忧，辽东一翼之官军如同他心腹之患。如果王雄等回到辽东能对杨文有所掣肘，那么他的南征便可大大放心了。
十二月十二日，朱棣誓师南征。他要争取民心竭力把燕军打扮成义师。但古来兵匪一家，少有行军不祸及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