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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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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朱棣也说: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取舍标准则是与天下人心共好恶。他们把自己妆扮成天下民众中的一员,竭力约束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与民众同其好恶,如果追求满足私欲,而“拂天理之公”,其结果是极为危险的。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上述天命观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看到了能否稳住宝座在于是否得到万民爱戴。

历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力量十分惧怕。“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 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过独夫而已,连一个愚夫愚妇也不如,何况他面对的是亿万民众。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酿成祸乱则悔之晚矣。

于民怨未形之时图之以法,便是谨好恶、慎修身。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

(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朱棣同历代政治家一样,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 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做所为为普天之下所瞩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同时,他还领导着一国之风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 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为端正,品德无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日无惕,若厉,无咎。” “弗虑无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人君应该勤勉自励,疏懒豫怠则将一事无成。朱棣本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于此体会甚深,他说:

夫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须臾踅息,则非勤励。大禹勤劳,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孙。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则不懈,不懈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做所为均是有节制的。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

(一)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书》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二)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 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三)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先王”,实是以最优秀的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者相标榜。

饥民之所饥,寒民之所寒,有不忍之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组织管理国家和百姓的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有效的生产活动,不仅民之饥、民之寒无法解决,一个国家也难以维持其存在。因此,君主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国家生产、社会生活的最高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他们不仅有权取财于民,也有义务使百姓衣食饱暖,维持社会再生产,从而使整个国家得以运转。

朱棣曾说:

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馀则用不乏。所谓生财有道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馀,品节制度,致物之用不竭。……民者邦之本,财用者民之心。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凋瘁,而根抵蹷拔矣。

朱棣所说的是取财有道,不能过分掊克,以致伤民之心。然而财自何来,只有一途,那便是发展生产。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农业水利工商置于要务,不如此,则无以立国。

永乐二十二年间,明朝政府为国计民生花了大量的功夫,如移民屯田、发展军屯、治理水患、蠲免赋税、赈挤灾民等等,都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

(3)制礼作乐 明刑弼教

礼、乐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挥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而致力于制礼作乐。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夫礼者治国之纪也;乐者,人情之统也。是故,先王制礼所以序上下也,作乐所以和民俗也。非礼则无以立也,非乐则无以节也。教民以敬,莫善于礼,教民以和莫善于乐。

礼戴着公正的面貌,维护着不平等的秩序。不用武力,不借刑罚,就使臣民各安其位,的确是个极妙的方法。乐,其实有着两重作用。其一,乐包含着礼的成分。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用之乐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阶层,应该安于礼制的规定,享用本等级的音乐。其二,乐的精神是和谐,它与纷争、紊乱相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归于安宁温良。

然而,礼乐的约束力毕竟是有限的,因而仅凭礼乐是不够的。如果人臣不安于礼乐制度的约束,他们可能随时冲破行为规范,打乱现存秩序。为使人臣安于现行制度之内,教化是最重要的手段。朱棣在《圣学心法》序中说: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廓,以仁义为干橹,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

这里所说的道德仁义,已经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观念了。它包含的主要意思,应该理解为自上而下地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安于现存秩序。只要教化普及,天下臣民就会“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为人君者则会安然稳坐其位。

在《圣学心法》中,还有所谓别内外、正名分,也应与礼教、德化作同等观。关于正名分,朱棣说:

圣王之于天下也,不使卑逾尊,贱陵贵,小加大,庶先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得其所而礼义立。孔子论为政,必先于正名,春秋纪王法,必严于谨分。治天下者必明乎此,则君臣正,父子亲,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他说: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然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

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朱棣说:

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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