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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⑿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需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了。他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⒀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相对平静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他们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⒁他从晋西北调兵力保卫边区；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由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同时，他又指示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蒋介石、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向外界广为传布，并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后，毛泽东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表扬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帮助中央甚大”。⒂
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在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势力，以消除中国的内战危机。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⒃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以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⒄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眼前的种种具体事实来加以说明。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党员，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觉悟。在这些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人们对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⒅，“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⒆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针对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到处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⒇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他说：过去我们说，“左”的路线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起，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因为王明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一个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的比立三“左”的机会主义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九四○年，他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康生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如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康生、少奇、恩来等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23）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他说：“教条主义宗派，其思想是主观主义，政治上是投降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他着重强调：“两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24）他的这个发言，对党的历史上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两种具体形态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一些过激的话，他自己不久作了纠正。如两个宗派的问题，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彭德怀等前方负责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书记处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决定，中央的会议暂停，等他们到来再开为好，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
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这次延续一个月的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党的路线的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且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些宗派并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对时局问题，他说：今年国民党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的方针是后发制人，不为戎首”。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骂了我们八个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决”。我们“从今天起，对国民党的揭露在《解放日报》一律停止，但阶级教育、反特务斗争继续进行”。（25）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着重谈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强调，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26）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27）周恩来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几次出现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28）
作小结时，毛泽东又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他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路线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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