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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梁河战役宋军虽然溃散，但其实损失不大，而雍熙北伐是经过精心准备后的一次大会战，宋军损失远超高梁河，除李继隆一部全军而退，其余各部包括西路和中路军在撤退时都惨遭辽军追杀。
战后追究责任，宋太宗被整得灰头土脸。赵普带头上书指责宋太宗战略设计错误，指挥失当。宋太宗虽然承认自己有责任，但坚持称自己设计的战略没错，是曹彬执行得不好。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送死你去，背黑锅我来。现在人家曹彬去送过死了，你却不背这个黑锅？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千夫所指。那一刻，宋太宗终于明白：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人家在唐朝当太宗，你在宋朝。
更痛苦的是宋太宗擅自命令曹彬进退，直接导致惨败。皇帝还会擅自？是的，若在前代，皇帝不存在擅自这个概念，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到宋朝，这样做就违背了朝廷的运行程序。
隋唐以来朝廷下发文件就有一套规范程序，有多个审批和监督环节，远非皇帝个人可以一手包办。而宋太宗制定战略、中途向前线发令，都只通过枢密院（军队），而没有让中书门下（政府）的宰执们参与。对此，宰执们很生气。宋太宗只好下罪己诏，并对枢密院长官们保证：“以后你们监督我，我再也不敢了。”二百年后，宋孝宗也干了类似的事，绕开政府，勾结主将直接出兵，也遭到严厉谴责，差点下课。历史推进至宋朝，皇帝仍然处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整个权力结构却已改变，基础越来越牢，但顶端的个体已不能代替整体。
宋太宗在军事领域的诸多理论贡献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渊源，但他亲自指挥的战绩又实在有点拿不出手。真正更令宋太宗尴尬的是，两次被耶律休哥踢翻在地后，他不敢再去面对这位克星，委托李继隆负责对辽作战。而李继隆却多次大败休哥，每次斩首皆以万计，甚至在徐河之战砍断耶律休哥一条手臂，让耶律休哥再不言兵。
用的是同一支军队，对面也是同一个休哥。人家去次次踢爆他的屁股，你去却被次次都踢断腿，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组建的这支公共军队，包括你的作战思想都很好很强大，但更说明你本人的临场指挥又实在是烂得没底，这样都能输。所以有人评价你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败千里之外”，别嫌刻薄，总比耶律休哥给你取的契丹名字“光义·科学阵形·驴车飞人·输”厚道多了。
规范成熟的国家体系
如果再说打仗的事，光义可能就要罢演了，我们还是说点让他长脸的事，比如他开启的这个现代国家体系，以及由此而迈入新阶段的人类文明形态。既然论武功比唐太宗差了十万八千里，那论文治你要是赢得少了恐怕都不够。
中华帝国的组织目标导向很早便被明确：建设一个平行化、公民化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所有臣民从主权上直属于一个皇帝——而没有中间领主阶层。但这个目标尚未得到彻底实现，门阀贵族仍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仅仅是组织结构设计的问题，而是社会基础所决定。秦隋冒进，二世而亡，而今至宋，似乎条件更加成熟。宋太宗非常幸运地站在了这个历史节点上，似乎取得了比李斯、高颎更伟大的成就。
宋太宗的军制改革非常成功，而在行政和官制方面，应该说取得了更大成就。
一、规范的中央官制
隋唐官制的一大特色便是分权制衡，但三省分列的行政效率实在有点低，中唐以来便三省合一，以中书门下为最高中央政府，中书门下的会议室叫政事堂，亦称都堂。皇帝会专门授予某些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头衔作为到政事堂议事的资格，后来又增加了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作为次一级的参会资格，是事实上的宰相。而这种头衔往往由皇帝临时差遣，并且惯例不与三省长官甚至六部尚书同授，以压制权臣。这样做倒是避免了董卓、王莽似的权臣，但也容易使中央政权的实际行政能力严重虚化。
宋朝进一步规范这种制度，将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作为正式的宰相职务。其中，同平章事是中书门下的长官，一般二至三人，并为宰相，互相有一定制约。参知政事可视为同平章事的助理，地位较低但也有参会资格。后来枢密院的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多数情况下不设枢密使、枢密副使，而设知枢密院事及其副官同知枢密院事或签署枢密院事）也拥有了参会资格，与参知政事并称为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宰执，在政事堂共同议事，这个常务委员会便构成宋廷的最高决策机构。
按最初的设计思想，几位宰相没有名义上的区别，是平等制衡的。但事实上，人类有着根深蒂固的排名情结，写本《三国演义》，都要排个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的次序。梁山好汉个个愿为兄弟两肋插刀，但前提是兄弟们座次要厘清。为此，宋初用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继为宰相，但分别加昭文馆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学士衔明确次序，并成惯例。后来宋朝以门下侍郎兼尚书左仆射，中书侍郎兼尚书右仆射，都加同平章事，即为明确的首相和次相。
宋朝的宰相制度比唐朝更加规范，并将文官政府和公有军权融为一体，又把握好了重臣间的相互牵制和权限分配，堪称公共管理学史上的杰作。
而在部门划分上，宋朝更强调扁平化管理。隋唐官制尚书省下辖六部，六部各辖四司。中唐以后六部被虚化，宋朝则干脆取消，以中书门下直辖二十四司，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宋太宗又设审官院、审刑院、司农寺等业务部门补充完善，并沿用了五代的三司使这个设置。三司即户部使司（管人口户籍）、盐铁使司（管国家专卖）、度支使司（管财政收支）三个财经部门。朝廷设三司使直辖三司，掌控国家财政经济命脉。三司使不是宰执，不能到政事堂议事，但掌管财经，实权很大，称为计相，相当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宰相的权力。
可能有人会觉得三省合一后门下省的监督功能便失去了，这不必担心，宋朝又强化了御史台的职能，设计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台谏体系。
秦汉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辖下的御史台主管人才察举，但后来吏部、审官院接掌了这项职能，御史台更专注于监察。唐设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台官，主管纠察弹劾官吏，但监察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是一种职务监察；另设谏议大夫、正言等谏官，主管风闻奏事，就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公开提出来，不一定需要确切证据，是一种舆论监督。以往台官监察官员，但没掌握舆论。谏官可以提意见，却又不能直接任免官职。宋朝将台谏合一，职务监督和舆论监督合为一体，比门下省监督作用更强。可能很多人并不明白，世上最大的专制既不是人事专制，也不是经济专制，更不是军事专制，而是舆论专制。一个没有舆论监督的权力主体，它可以在人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干尽坏事，反正没人提，别人也不知道。而只要有完善的舆论监督，就算你能在其他权力领域完全独裁，当你动用专制权力时，总会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忌讳吧！
所以有些人老说中国缺乏法治传统，且先不论中国的法治传统其实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只说在中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中，本来就没有把难免有漏洞的法律条文奉若圭臬，而深刻理解到了舆论才是对当权者最好的监督。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圣君总是伴随着张释之、魏征这样敢于直谏的诤臣，但他们也只是以随机概率出现的英雄，不成体系。宋朝设计完善的台谏系统，形成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忠言直谏络绎不绝，满朝文武敢讲真话，形成了政治清明的长效机制。
二、可靠的地方官制
中国在通信还很落后的时代就建立起人口上亿的超大规模中央集权帝国，在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制问题上似乎很难寻到完美的度量。宋太宗很有创意地将隋唐官制中名实分离的思想运用到地方官制上。隋唐官制将一些崇高的职衔虚设，比如挂着兵部尚书衔的人并不实掌兵部，而去“权知门下省事”。“权”意为暂时，“知”意为管理。这样使重要岗位上的人名实分离，降低专权的概率。宋太宗也将所有的州府长官虚设，而派出临时的知府、知州管理实务，极大地降低了地方官专权的概率。比如大家熟悉的包青天，很多电视剧说他是开封府尹，其实历史上的包拯只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短暂出任过权知开封府事，可不是皇储。
最敏感的还是一级地方区划（省份）：划得太细，无法有效管理；划得太大，又容易形成独立势力。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州刺史、唐朝的节度使都已从两方面验证过这个规律了，那宋太宗该怎么办？
唐太宗以后不再设行省，以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后来设置军统领数个州郡，军的长官就是采访使和节度使。宋太宗废除节度领支郡，节度使仅为荣誉头衔，而设立路兼领数个州郡，全国共分二十个左右的路。这似乎和汉朝的州、唐朝的道并无二致，但宋太宗在路的长官设置上有很大的突破。
贾谊曾提出中央要控制诸侯国，国王只能任其世袭，但中央要掌握任免诸侯国丞相、太尉等要职的权力，也就是上级搭建下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遗憾的是由于诸多限制，长期以来这个思想未能得到很好执行，中央总是派出一个掌控全权的地方官，由他自己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直到宋太宗为止。
宋太宗在每路设四个司：
1。都转运使司：负责财税和人事监察，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
2。经略安抚使司：负责军事，平时主要管地方厢军，战时也会由驻扎此地的禁军将领兼任。《水浒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应该便是指兼任当地经略使的西军（禁军主力）名将种谔、种师道叔侄。至于鲁智深的提辖，全称提辖兵甲，是州一级的对应职务。其实这个官不小，大概相当于师长，不可能亲自去打死一个屠夫。当然，明朝小说家没有义务对前代官制理解得那么精确，有时随意安个头衔。您也别太较真。
3。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员会。被誉为“法医学之父”的宋慈便在宋理宗朝历任广东、江西等路的提点刑狱公事。
4。提举常平司：负责仓储，为朝廷掌管设在各地的战略储备。
这四司分掌各路军政要务，长官均为朝廷直接派出，互不统辖。有时为了协调一大片地区，宋廷会派出制置使或宣抚使统领数路，制置使的权力很大，但仍然很难出现地方官擅权。这一方面是因为上级搭配下级领导班子的方法比较成熟，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地方官更难在地方上建立私有势力，在此有必要举一个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谋求独立失败的例子来说明。
两宋之交，名将吴玠、吴璘兄弟力保四川不失，成为川军的精神领袖，朝廷便一直以吴氏镇守四川。由于四川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离，更由于吴玠、吴璘、吴璘之子吴挺、吴挺之子吴曦三代八十余年担任四川宣抚使或制置使，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时称“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但吴氏始终只是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