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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只有三万部队，而且都是些内卫仪仗部队，没什么实战能力。而完颜粘罕的西路军却在太原遭到顽强抵抗，寸步难行。完颜斡离不等不到西路军接应，不敢久留，退回北方。
按说这次突袭只是吓了宋人一跳，没有伤及根本，但由此引发的内讧以及宋人的连接失误便造就了靖康之难。
第一，政治上抢班夺权。金人背盟入侵，是宋人背盟灭辽造成的后果。当初密谋灭辽的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引得舆论所向，纷纷引咎辞职。皇太子赵恒继位，史称宋钦宗。这些人干了坏事，当然应该下课。但在危急关头突然更换整个国家领导层又合不合适？猛然换血的宋廷一片混乱，连基本的组织能力都不具备。
第二，为泄愤而杀童贯。童贯这人虽坏，但军事才能卓著，更是陕西军的绝对领袖。他自信虽犯下弥天大罪，但此刻宋帝国离不开他，他甚至还在做着宋钦宗来求他复职，然后率陕西军尽灭金人、立下更大功劳的美梦，谁知等来的竟是一死。客观地说，以他犯的罪，死一千遍都不多，但这个关键时刻杀了陕西军的主心骨，宋钦宗和李纲摆明是不想赢了。四十万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战场，零零星星的有些将领率兵勤王，但越是正规军越离不开统一调度，这些来送菜的零散部队被金军各个击破，终于让坚守东京的军民们绝望了。
第三，军事上乱指挥。除了指望陕西军，民间也自发组织了不少义军。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逃出东京，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开大元帅府，聚集了不少义军。本来义军取得不错战绩，留在完颜斡离不后方是极大威胁。但不懂军事的副帅宗泽救国心切，强令义军向金军主动进攻，结果民兵们惨败于严阵以待的金军铁骑，失去了解救东京的最佳机会。东京城内的仪仗队更是胡乱指挥，笑话频出。当然，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前两个问题。
第四，把宋徽宗抓回来陪死。这才是最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汉唐从来没有皇帝被异族抓过？唯独“弱宋”两位皇帝被逮？原因很简单——这俩弱智没跑。唐朝皇帝遇警即逃，九次跑出长安，一次都没被抓住。宋徽宗当时先跑到镇江，以太子留守东京，但太子变身宋钦宗，却强行把太上皇扭回东京，陪他一起被抓。其实只要宋徽宗留在镇江，就算东京城破，金军也只能劫掠一番就走，断不至于亡国。宋钦宗强行扭回其父动机可疑，有研究认为宋徽宗当时根本没有禅位，是李纲等人学安史之乱唐肃宗李亨灵武即位的故事，拥立了宋钦宗，严格地说根本就是篡位，所以他们才急于抢班夺权，大肆诛杀童贯等徽宗旧臣并强行将宋徽宗抓回东京以便控制。
宋人的连续失误给了金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次年金军再度南下，终于造成了靖康之难，终结了北宋。当时有传言称金太宗长得和宋太祖极像，正因当年宋太宗夺了宋太祖儿孙的帝位，所以宋太祖托生为金太宗，夺了宋太宗后代的江山。而且这种说法还影响了南宋的帝系传承，宋高宗（赵构）的儿子均夭折，近支弟侄也都在靖康之难中被金人掳走，于是找了一位宋太祖的后代继位，所以北宋是太宗帝系，南宋自宋高宗后又还给太祖一系。
金人攻克东京后，俘虏了整个宋廷，但他们确实没有治理整个中国的能力，于是册立宋臣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后又改立刘豫为伪齐皇帝，作为他们在中原的代理。直到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才废黜刘豫，直接掌管河南、陕西，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
那么金太宗攻克东京，灭亡北宋，他的攻宋战略是否成功呢？其实他还是失败了。攻宋是一条不归路，动了手便收不住，必须一竿子捅到底，彻底灭宋。而金的力量其实又不足以做到，留下了南宋，那就只能等着宋人以更惨烈的方式报复给自己的后人。
太宗的重要意义在于奠定一个王朝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方向，但金太宗完全没有做到。他身上只体现出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狂热冲动，没有任何长远的规划可言，甚至没有奠定这个王朝的框架。金共有十帝，其中包括可能没当过皇帝的金太祖、海陵罪人完颜亮、卫绍王完颜永济、只当了半天皇帝的完颜承麟。这九次继位有弟弟，有侄子，有孙子，甚至还有叔叔继位的，只有一次是亲儿子继位。这十帝中第一、三、四、六、八任厉行汉化，大肆诛杀不愿汉化的重臣，而第二、五、七、九任（可能还有十，半天太短了，不好确定）又厉行胡化，大肆诛杀想要汉化的重臣。其间还有一些秉政的太后、权臣也各持己见，杀得不亦乐乎。至于到底是要汉化还是胡化，最终还是没个定论。
草原正主，上帝之鞭——元太宗窝阔台
其实，奠定元朝框架的是元世祖（薛禅可汗忽必烈），但获得太宗庙号的是木亦坚可汗窝阔台，所以本篇还是以他为主角。
最初狭义的蒙古是指辽所谓祖卜诸部中的室韦诸部中的蒙兀诸部中的乞颜部，现在这个概念就扩散得很大了。乞颜部酋长姓奇渥温，孛儿只斤氏，后称黄金家族。辽德宗西狩后，草原诸部转为金的附庸。但所谓金，其实自身都是个渔猎部落，统治水平就远远低于辽。草原诸部重拾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金为削弱诸部，也爱挑拨各部相互仇杀。不过恰如匈奴、突厥终归一统，这个草原最终还是归于乞颜部可汗——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的旗下。部落统一的方法一般就是你砍我，我砍你，都差不多，就不赘述了。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南宋对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就在这年，草原诸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忽里勒台大会。所谓忽里勒台，与契丹夷离堇、女真勃极烈类似，是一种部族领主议会，英文作Khural，亦译库里台、忽邻勒塔，今译呼拉尔，至今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一次规模空前的忽里勒台大会建立了也客·蒙古·兀鲁思（汉译大蒙古国，英译Yeke Mongghol Ulus），铁木真被选举为成吉思可汗（Genghis Khan），成为草原共主。成吉思汗意为大海般辽阔的可汗，其实是一个通用的汗号，之后还会有一些蒙古可汗使用这个名称。但正如凯撒（Caesar）成为盖乌斯·尤利乌斯（Gaius Julius）的专称，成吉思汗一般专指铁木真。
成吉思汗共有六子，其中第一斡鲁朵第一哈敦（大致相当于汉族的正宫皇后）孛儿帖生有四子，相当于汉族的嫡子，依次是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当时有传言说朮赤其实是孛儿帖有一次被敌人俘虏后怀的孕，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所以察合台常骂他是野种，并以事实长子自居。而幼子拖雷聪明能干，最受成吉思汗喜爱。那么一个是长子，一个是事实长子，一个是父汗最喜欢的儿子，窝阔台是剩下最弱势的一个，继位希望最小。所以朮赤和察合台明争，并与拖雷暗斗，窝阔台却将自己定位为协调者。然而，这在选举制政体中，恰是最明智的选择。
按汉文史料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召四子商议传位，朮赤、察合台互不相让，成吉思汗便问拖雷，拖雷便推荐了温良敦厚的三哥。但这是典型的汉人思维方式，以蒙古当时的制度，根本不需要争，各自分封一个部落就行了。至于名义上的大汗，你们自己选，哪是传的？成吉思汗死时并未选举新的大汗，三年后窝阔台才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下当选。再说蒙古当时又没有史官，这些对话怎么可能记载下来？实则都是拖雷的后代建立元朝后，汉族史官以汉人思维方式，糅合传说逸闻想象出来的场景。
成吉思汗死前将蒙古分封为八个兀鲁思，同时又设立一个中央兀鲁思作为公共财产。但这个中央兀鲁思很快就虚化了，蒙古贵族并不重视，只有汉化的忽必烈系视若至宝，作为以汉制自称正统的理论依据，也就是后来的元帝国，至于其余诸部理不理又另当别论了。
朮赤和察合台受封在中亚，主要向西发展，窝阔台封在居中的巴尔喀什湖（在今哈萨克斯坦国东部）一带，而拖雷主要管理金旧地。关键是成吉思汗的直属部队共约十三万，其中十万都留给了拖雷。现在形势就起了变化，朮赤之子拔都、察合台开始支持窝阔台，想利用他制衡实力最强的拖雷。拖雷势单力孤，但也不愿由前两人称汗。于是各方势力经过三年博弈，最后采取折中办法，选举窝阔台为大汗，称木亦坚可汗，元世祖追赠太宗英文皇帝。但很显然，辽太祖崩后，辽太宗成功捏合契丹、奚诸部，奠定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汉式帝国。而窝阔台，也就是元太宗——估计他自己都没想过还会在死了几十年后被追赠这样一个汉式帝号吧——他并未阻止蒙古诸部分封裂解，更多的只起了一个协调作用。
蒙古的组织目标非常简单——征服世界。当时的外部条件很有利，匈奴和突厥的连续西迁对中亚形成巨大冲击；而十字军累次东征，回教徒累次反击，欧洲、波斯和阿拉伯都在狂热的宗教战争中耗尽了精力；宋金之间更是大战连连，将中国摧残得满目疮痍。文明世界都处于虚弱的低谷，注定将有一个彪悍的游牧民族横空出世——当然，不是来终结乱世的，而是破罐子破摔，将更猛烈的战火喷向全球。所以，后来西方人运用基督教中的末世天罚之说，将此时应运而生的蒙古旋风称为上帝之鞭，来惩罚人类的罪孽。
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要惩罚基督徒，鞭子本身也要够劲，为什么成为上帝之鞭的是蒙古乞颜部而不是克烈、塔塔儿或者泰赤乌，这也是有道理的。
辽非常善于协调民族关系，而金的高压统治却使被统治民族都很怨恨，不断有金的汉、契丹等族管理学家和能工巧匠跑到草原，帮助蒙古对抗金。这些逃民对蒙古部落的跨越发展，快速建立起组织机构，并拥有和金对抗的技术装备起到了极大作用，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当属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辽太祖长子耶律倍的后代，其实早就汉化了，后来在金当官。其父为其取名楚材，而他成年后取字晋卿，意为楚材晋用，表示先让金养着，养大了他就帮助其他国家来攻灭黑金帝国。果然，后来他就成为了蒙古重臣。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可汗也将耶律楚材当做智囊。
按道理，蒙古曾被辽金统治，而从族系上讲实为突厥遗支，蒙古贵族和部民们大多认同突厥传统。辽金的君主都要称皇帝，西夏更是哭着喊着宁愿当儿皇帝也要称帝，但蒙古初期全无此意，反而对汉文明表现出一种不屑，或者说是深层次的恐惧，非常害怕汉文明污染了他们的突厥文明。耶律楚材巧妙地挑选了汉文明中一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经验，得到窝阔台的认可，为后来蒙古其中一些部落吸收汉文明开了一个头。
首先，耶律楚材参照中原礼仪，制定了正式的登基仪式，并劝服察合台等贵族向窝阔台汗行正式参拜礼仪，以明君臣之分。这对松散的蒙古部落树立组织意识意义重大，也让他取得了窝阔台汗的信赖。
然后，耶律楚材提议改革部落制，设立州县，提倡孔孟之道，甚至开科取士。尽管涉及到根本的改革大多流于表面，但至少让蒙古人见识了怎样治国，而且吸收了很多行政管理经验。这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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